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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总编杨沛霆、松下(中国)副董事长张仲文作客新浪实录2003年10月21日16：30-18：00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浪嘉宾聊天室，现在中国企业的处境已经和当年呈上升企业的日本企业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中国的企业界却多重视美国的企业管理，日本的企业管理似乎被大家遗忘了，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著名情报专家、领导科学与企业管理专家、《中外管理》杂志社社长、总编杨沛霆先生，以及中国松下副董事长，对中日两国企业20年深有了解的张仲文先生。请两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20几年。我搞情报的时候重点是放在日本情报方面，所以对日本的科学技术方面了解得稍微多一些，在了解科学技术当中，才发现科学技术最重要在管理，所以后来我就搞管理了，后来发现管理中领导作用非常重要，所以后来搞管理领导科学，后来感觉到企业的管理对国家来讲，国家的富强在于经济繁荣，经济的繁荣在于企业，后来我又转到企业经营，这是我的大致经历。　　　网友：能用简单通俗的话谈一下现阶段国际化趋势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中日两国的企业管理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杨沛霆：中日管理，从一个方面来看，日本因为很早就进入到市场经济阶段，所以从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方面来看，它已经成为规范化的了，好多问题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看起来好多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对我们来说是新东西，还在游离和讨论。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处的历史阶段，跟日本比较起来有很大的差异，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因为企业管理离不开它的文化，日本民族的文化和中国的民族文化有很大差异，尽管我们都是亚洲的国家，甚至于都是东亚的国家，但是文化差异很大。因为我们知道，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跟文化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集中表现在习惯上，所以日本在管理上养成的习惯，张总看得很多，跟我们的习惯有很大差异。所以，我们说我们中国的企业管理，所处的环境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环境，日本是日本的文化环境，这样的话，管理的方式和思维是有很大不同的。　　　第三个方面，日本走向国际化了，它比较早，因此在走向国际化、适应全球化的方面，500强前面有很多都是日本的企业，尤其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时候，当然现在美国超过日本了，九十年代以来产生很大的变化。从这个来看，它在国际化运作的经验上远远比我们丰富，我们在国际化上还是初始阶段、认识阶段，行动阶段可以说刚刚开始，这也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这四个方面是我们跟日本在管理上相比比较重要的，这四个方面都值得我们探讨，从中获得教义。　　　主持人：张先生在松下做领导，接触过很多人，直接跟企业接触多一些，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不一样的体会？　　　张仲文：不同点当然有，刚才杨总讲了很多，具体来讲，不管是中国的企业还是日本的企业，在目前经济的全球化、国际化当中，大家都在往全球化、国际化上融合，文化上的撞击当然是有的，经常会碰到。有人经常问我说在日资企业里和在欧美企业里感觉有什么不同，我说共同点就是他们在管理科学上，大家共同探讨的共性问题，有很多带有科学的共性的东西，当然个性化的东西在中国有个相互融合的过程。我经常用一句话来说，我说欧美企业跟上司打交道，经常出现YES、NO，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可是跟日本领导打教导，既没有YES、也没有NO，是中庸的东西，日本讲的“悟”字，你自己去领悟吧。25号要召开恳谈会，我们每年都请日本的企业家和学者来过，前后来过十几位，在我们的会上讲演。从他们的讲演中，我们对他们提出要求，你们对中国的企业要讲些什么，你们对中国的企业是了解的，应该讲什么。我觉得他们讲的几点可以看出来，从日本角度看中国企业有这么几点不同。　　　张仲文：我举个例子，我在日本碰到一个小企业主，他送给我一个电话卡，他说你看我正在学习这六个字，这六个字从哪儿来的呢？是从中国两千多年以前大学《论语》里来的，是“知识、见识、胆识”，他说这六个字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可是中国文化。没有知识不行，很多人都有知识，但是知识要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形成见识，但是光有见识也不是企业家，一定要有胆识。我想从这点也可以看出来。　　　杨沛霆：还有一个例子也可以说明，比如说杨德志同志在总参当参谋长的时候，曾经派他的部长找我们说要给高级将领讲领导科学，当时我找到钱学森同志，我们就去讲领导科学，钱学森主要讲领导科学的重要性，因为第二讲是我讲的，我看了很多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日本的书，日本的书里一开始引用什么叫领导，说《孙子兵法》用“智信仁勇严”，说得非常透彻，而且到现在为止，这五个字仍有非常重要的领导意义，在这方面日本比我们强得多，我们应该从他们吸收一些有营养的东西。　　　张仲文：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用《孙子兵法》，里面有一篇叫“造势”，叫“势篇”，怎么用，我觉得在日本的经营管理中研究得比较深，不是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