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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地风情：传统文化与徽商心理变迁来源：《学术月刊》　生存选择与传统价值取向的矛盾·自卑感·新的商业价值观的宣传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山多地少、土地瘠确的徽州此时已不能养活因社会稳定而日益增多的人口。于是经营商业，力图向外发展就成了徽州人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唯一选择。正如万历《歙志·货殖》所说： “吾邑之人不能不贾者，时也，势也，亦情也。……今邑之人众几于汉一大郡，所产谷粟不能供百分之一，安得不出而糊其口于四方也。谚语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奈何不亟亟也。以贾为生，则何必子皮其人而后为贾哉。人人皆欲有生，人人不可无贾矣。” ????然而传统文化对商业、商人的排斥和鄙视却给徽人从商带来了无形的心理压力，使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如婺源木商洪庭梅致富后，就曾慨然说：“今庶几惟所欲为，奚仆仆风尘以商贾自秽。”（注：婺源：《墩煌洪氏通宗谱》（嘉庆刊本）卷58。）徽州盐商汪才生也告诫儿子要奋发业儒，“毋效贾竖子为也”（注：汪道昆：《太函集》（万历十九年金陵刊本）卷67。）。作为商人，富到了“惟所欲为”的地步，仍感到自惭形秽，甚至还有在儿子面前自贬为“贾竖子”的，可见其自卑感是何等的强烈了。自卑感是徽人从商道路上的巨大思想障碍。 ??? 经商是徽人在客观环境中的生存选择，而儒（士）贵商、农本商末则是传统社会的价值取向，如何平衡徽人的生存选择与社会的传统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消除徽人从商的心理压力和思想障碍，为徽人的生存与发展开拓出一片较为宽松的心理空间？摆在徽人面前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自己新的价值观以对抗传统的价值观，并通过宣传和教育使新的价值观成为群体成员行为方式的心理依据和追求目标。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徽人新的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条件。 ??? 否认士（儒）贵商、批判农本商末，宣传“士商异术而同志”、农商皆本是明清徽州新的商业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内容。面对士贵商*的传统意识，徽州人则鼓起如簧之舌，竭力否认士、商之间的尊卑差异，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士商异术而同志”。首先，他们认为儒、贾在“事道”上是相通的。明弘治嘉靖年间的歙商许秩说：“丈夫非锐意经史，即寄情江湖间，各就所志，期无忝所生而已”（注：歙县《许氏世谱·平山许公行状》（隆庆抄本）。）。明中叶刊刻的休宁《汪氏统宗谱》中云：“古者四民不分，故傅岩鱼盐中，良弼师保寓焉。贾何后于士哉！世远制殊，不特士贾分也，然士而贾其行，贾哉而修好其行，安知贾之不为士也。故业儒服贾各随其矩，而事道亦相为通，人之自律其身亦何艰于业哉”（注：《汪氏统宗谱》（明刊本）卷168。）？明正德嘉靖年间的歙商程澧指出：“藉能贾名而儒行，贾何负于儒”（注：汪道昆：《太函集》（万历十九年金陵刊本）卷52。）？明嘉靖万历间的歙人汪道昆也说：“（徽州）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闳儒，则其躬行彰彰矣”（注：《太函集》卷52。）。徽州人认为，经商、业儒只是各人的志向不同而已，两者并无实质性区别，不论走哪一条路都是“丈夫”所为，都是人生的有为之途。诚然，儒、贾因分属不同的行业，各有其规范，但是它们在“事道”上是“亦相为通”的。重要的是个人的儒学修行，而不在为儒、为贾。如果贾者能“贾名而儒行”，按儒家的道德规范行事，把儒家思想贯彻到商业经营当中，那么“贾何负于儒”！因此，在儒家的最高标准“道”面前，儒、贾两者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并无尊卑贵*之别。所以徽州人在教育后代时一再强调：“士商异术而同志，以雍行之艺，而崇士君子之行，又奚必缝章而后为士也”（注：《汪氏统宗谱》卷116。）。其次，徽州人认为儒、贾在追求的目标上亦是相通的。表面看来，“儒为名高，贾为厚利”，似乎追求的目标不一，而实质上却是一致的。业儒入仕固然可以“拾朱紫以显父母”，光耀门庭，而经商创业以养父母、“垂袷后昆”，亦能“大振其家声”（注：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环田明处士松峰李公行状》（万历刊本）。）。因而业儒、从贾，为名、为利，其实“名亦利也”、“利亦名也”（注：《太函集》卷54。），两者亦是相通的。明代歙商吴佩常就曾对其亲属说：“吾家仲季守明经，他日必大我宗事，顾我方事锥刀之末，何以亢宗？诚愿操奇赢，为吾门内治祠事”（注：《太函集》卷72。）。至于在儒家伦理面前，为儒、为贾的目标甚至是完全统一的。明代歙商方勉弟，“父贾中州，折阅不能归，伯氏（勉季）为邑诸生矣，仲公（勉弟）顾名思义，蹶然而起曰：‘吾兄以儒教致身显亲扬名，此之谓孝；吾代兄为家督，修父之业，此之谓弟’。乃辍家，从父贾中州”（注：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72《方仲公家传》。）。第三，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徽州人认为商人的作用更是一点也不比儒者逊色。儒者入仕，治国平天下，而商人贸迁有无，“兴废补弊”，亦有益于社会（注：歙县《许氏世谱·明故青麓许公行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