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与程颐在道论和性情论上的差别.pdfVIP

2008年第3期 齐鲁学刊 No．3 总第204期 QILUJOURNAL GeneralNo．204 论苏轼与程颐在道论和性情论上的差别 孔涛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 要：苏轼在道论上以“道”为体，以“易”为用，在性情论上以“性”为体，以“情”为用；程颐在道论上以“道(理 气合一)”为体，以“中”为用，在性情论上则以“性”为体，以“中”为用。苏轼的“中”始终是一价值实体；而程颐的 “中”则从价值实体上升为存在本体和人性本体。 关键词：苏轼；程颐；道论；性情论；体用关系 中图分类号：B24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8)03—0019—04 苏轼学术思想的基本特征是以儒为宗，这从他 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谓之阴阳，与不见阴阳之 本人所说“一生得意处，在于三传(《东坡易传》、《书 仿佛而谓之无有者，皆惑也。”[1](卷七)就肯定了道的 传》、《论语传》)”中可见一斑，但苏轼的哲学路向是 终极存在，这与《道德经》第二十一章所说的“道之为 会通儒道，其思想内核中糅合了很多道家尤其是庄 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 学元素。程颐与其兄程颢共创“洛学”，以儒家正统 有物”基本相合。他在注解“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时 自居，建立了比较系统的道德性命之学。本文试从 说：“上而为阳，其渐必虚，下而为阴，其渐必实，至虚 构成苏程二家哲学体系的道、易、性、情、中诸范畴入 极于无，至于实至于有……乾无心于知之，故易，坤 手，以探讨他们在道论上和性情论上的差别。 无心于作之，故简。易故元所不知，简故无所不能。” 一、苏轼与程颐在道论上的差别 [1](卷七)就将“易简”等同于道家的“无为无不为”，这 (一)道“体”上的差别 与《易传·系辞上》所谓的“易筒，故天下之理得”，即 苏轼说：“道之可名言者，皆非其至。”[1](卷四)认将“易简”当作一种获取真理的认知方式的观点迥然 为“道”这个超越本体不可言说，这与《庄子·知北 相异。可见，尽管《东坡易传》在内在的辩证理路上 游》所谓“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 继承了《易传》的基本精神和解释模式，但其道论的 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道无问，问无应”相对照，其 基本内容却是以道家为基础的。 内在精神如出一辙，即认为一切对“道”的诠释分析 程颐之“道”的本体内涵与苏轼不同，他把“道 都会损害“道”的绝对本体地位。又说：“圣人知道之 体”明确规定为精神性的“理”，如“万事皆出于理”[2] 难言也，故借阴阳以言之，日：一阴一阳之谓道。一 (卷二)，“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2](卷二I)等等。 阴一阳者，阴阳未交而物未生之谓也，喻道之似莫密 而且与苏轼在认识论问题上持不可知论相反，程颐 于此者矣。”“若夫水之未生，阴阳之未效，廓然无一 持可知论立场，他不认为道(理)是不可言说、不可认 物而不可谓之无有，此真道之似也”[1](卷七)。因为知的，而是认为“穷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穷则不能 道不可言，因而所可言说的就不是“道体”，而仅仅是 至也，格物者适道之始，欲思格物．则固以近道矣”[2] “道之似”，“道体”不可言说，“道之似”则可以言说， (卷二十五)，既然道与理合一，而理又是可“穷”的，那 本可言说的《易传》之“道”这一形上本体在苏轼这里 么“道”当然是可以言说、可以体认的。 变成了不可言说的老庄之“道”。但苏轼并不因为 程颐之“道”与苏轼之“道”的另一个重要差别是 “道体”不可言说就否定了它的真实存在，他说：“物 本体内涵的双重性，即“理气合一”。他说：“万物之 收稿日期：2008—01～20 作者简介：孔涛(1971一)，男，山东曲阜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