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高丽娅的“教案官司”.docVIP

解读高丽娅的“教案官司” 谭雨 高丽娅也许未曾想到，当她把民事起诉状交给重庆市南岸区法院立案庭的法官，把学校推上被告席之际，她注定要成为教育法律界的新闻人物，她的教案官司也注定要在中国教育法制化进程中留下浓重的一笔。因为，她的官司触及了现行法律和政策的一个盲区，而她的命运却关乎全国１４００万教师的命运。她的教案官司的含义，已经超越了她自身。目前，此案尚未作出终审判决。 媒体眼中的教案官司 高丽娅，１９５７年出生，原为重庆市南岸区四公里小学语文教师。２００２年４月，为了撰写论文和总结教学经验的需要，高丽娅要求学校退还其于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２年期间所交的４８本教案。但学校仅返还了４本，其余４４本未返还。此后，高丽娅多次要求学校归还教案本未果。２００２年５月３０日，高丽娅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起诉四公里小学，要求学校返还教案并赔偿损失，从而开始了长达近两年的“教案官司”诉讼。本报为此曾做过多篇报道。 教案纠纷诉讼经历： ２００２年５月３０日，高丽娅向重庆市南岸区法院递交了状告其所在学校的民事起诉状。 ２００２年８月５日，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一审以原告与被告之间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他们之间从事职务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原告高丽娅的起诉。 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２日，高丽娅因不服一审判决，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４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起教案官司。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８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法院认为，高丽娅在本案中起诉要求返还教案，这是一种物权请求，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属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属民法调整范围。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予以撤销，令其重新审理此案。 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１日，“教案官司”在重庆南岸区法院开庭重审。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８日，重庆市南岸区法院对此案重审后作出判决，法院以“教案不属作品范畴，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教师的教案属工作成果，学校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由于国家法律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均无对教案归属的明确规定，故高丽娅要求学校返还教案，于法无据”为由，判决驳回原告高丽娅的诉讼请求。随后，高丽娅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２００４年２月５日，重庆市一中院二审开庭审理了此案。原、被告围绕着教案本的所有权属于教师还是学校等焦点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目前，此案尚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教案官司”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必然要引起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说它特殊，一是因为这起纠纷的标的物（教案）不同一般，因教案所有权发生争议而对簿公堂在全国尚属第一例。二是“教案”一词含义的歧义性，按照一般的理解，它可以指教师脑力劳动的成果——教学方案，也可以指这种劳动成果的物质载体——教案本。而教学方案的所有权关系和教案本的所有权关系却受不同的法律所调整，前者受著作权法调整，后者受民法中的物权法调整。原、被告从各自利益出发对“教案”一词做不同的解释将导致法律关系理解的复杂化。三是这起官司的审判结果将与我国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１４００万教师的利益息息相关。教师们在关注，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人士在关注。 较早报导高丽娅官司的是高丽娅家乡的《重庆晚报》。２００２年６月３日，该报以《教案只收不退，老师状告学校》为题报道了高丽娅为讨回教案状告其所在学校的消息，此时，高丽娅向法院递交诉状刚刚４天。此后，当地媒体陆续发表了一些报道和评论。但是，事件的影响力还仅仅局限于当地及周边地区。２００２年８月初，在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前后，一些全国性媒体开始关注这起罕见的纠纷。２００２年８月７日，《中国教育资讯报》（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后更名为《中国教师报》）头版头条刊登了署名为廖申展的《四公里小学的教案纠纷》一文，比较详细地报导了这起全国首例教案官司的缘由。９月５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该报记者田文生采写的《姓公还是姓私﹖首例教案所有权纠纷引人关注》一文，介绍了原被告在庭审中的主张、辩论意见以及法院的判决情况和原告代理律师对本案的看法。《中国教育资讯报》和《中国青年报》在报道这起案件的后续情况中扮演了非常活跃的角色。后来，其他一些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媒体也纷纷开始关注此案。全国前后有近百家媒体对事件进行了跟踪报道，案件引发的社会反响可谓盛况空前。法学专家、教育专家、教育行政人员、普通学校校长、教师及社会各行业人士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教案官司”逐渐成为媒体和教育界、法律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成为继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度尹健庭事件（尹健庭原为湖南省株洲二中语文教师，因媒体报道其教导学生“读书是为了挣大钱娶美女”的观点，引发轩然大波，后被学校解聘，株洲市教育局发文限聘，尹将株洲市教育局告上法院，法院最终撤消了教育局的限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