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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志物品收集到东南海洋系文化构建 　　[摘要]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批判的博物馆学研究主张将博物馆收藏、展示视为实践活动，以及具有持续性的科学与社会文化过程，探究博物馆的本质及其暗含在实践活动中的逻辑与策略。本文通过梳理林惠祥在1929至1958年的收藏与展示活动，探究在特定认识型下博物馆实践与实践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勾勒林惠祥先生从早期民族志物品收集、展示到利用新进化论理论模型构建东南海洋系文化的人类学思想、博物馆实践以及东南海洋区域文化研究的谱系 [关键词]认识型；林惠祥；人类博物馆；东南海洋系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6-0001-07 一、批判视角下的博物馆收藏与展示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批判的博物馆学研究一改对博物馆藏品收藏、展示的固有观点，它不仅反对将博物馆视为纯粹中立而客观的机构，而且尖锐地指出博物馆是充斥着权力与话语的空间。与此同时，作为实践活动的收藏与展示不仅暗含着诗学与政治学本质，更是一个持续性、动态、脉络化的科学与社会文化过程，物品、实践者及其实践活动都被纳入一个复杂的网络之中。博物馆的本质亦从客观的知识殿堂翻转成为由不同物品汇集而成的表征系统，物品的意义在特定的分类体系内被加以阐释。批判的博物馆学研究视角使博物馆成为当今“全球文化中极富争议的场所”，也促使博物馆学研究者探究收藏和展示的深层逻辑与策略。这一研究旨趣在极大程度上得益于福柯在“谱系学”理论模型内对知识、权力关系的探讨 博物馆学学者艾琳-格林希尔（Eilean Hooper-Greenhill）引入“效果历史”（ef_fective history）和“认识型”（episteme）两个概念对博物馆认识论加以梳理，她将博物馆历史划分为无理性的收藏室、古典认识型和现代认识型三个阶段，并认为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开始出现秩序、分类和规训的博物馆。不连续的“认识型”直接决定着物品收集和展示的方式与内容，也促成了另一种秩序下的“认识型”的确立，在此影响下个体实践者收藏、展示的动机完成了从好奇到科学、博学再到哲学的转变。对苏珊Susan Pearce）而言，物品收藏活动不仅建构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内在联系，对收藏实践的考察事实上也是对心理和文化两个层面下的人类体验的考察。不同于“搜罗”或“采集”，“收藏品”（collection）是想象的产物，它既是部分共有的，也是部分个体的，经过组合以隐喻的方式制造意义，并借此理解世界和展示被理解的世界。因此，博物馆收藏与展示的实践者无不在特定认识型下展开实践活动，其政治立场、价值判断、学术旨趣嵌入其中进行物品意义的阐释和知识秩序的构建 在批判的博物馆学研究视角下考察林惠祥先生收藏与展示实践的相关研究仍较为匮乏。其中，张先清《物件的文化：中国学者的早期田野采集志反思》一文着眼于林惠祥先生1929年和1935年的两次台湾原住民物品采集活动，以及围绕这批藏品举办的若干次展览。作者认为林惠祥的采集、展示实践虽然贯穿着进化论思想，但是他却并非赞同进化论学派提出的心智一致和文化类同，事实上其采集和“原始文化”展示实践有着深刻的美国人类学文化史学派烙印。尹凯《博物馆的民族志书写：以林惠祥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1953年-1966年）为例》一文则以1958年出版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陈列品说明书》为切入点，分析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空间秩序，试图揭示藏品展示背后的逻辑和人类学话语。作者认为1958年陈列品说明书集中体现出林惠祥先生的人类学思想，分别暗含着进化论、历史特殊论、传播论思想要素，即1953-1966年之间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藏品展示是在三种知识体系下展开的具体实践 然而，笔者认为林惠祥先生的收藏和展示实践虽深受美??人类学文化史学派影响，但却非单纯地将该学派进行本土化实践：也非将进化论、传播论和历史特殊论等学术思想的简单杂糅，而是将包括古典进化论、传播论、历史特殊论（批评派），乃至循环论整合于新进化论的理论框架内的实践活动，是取诸种理论之长建构中国东南海洋文化体系的学术努力。这一学术尝试与构想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便已萌发，在近三十年的民族志物品、考古学标本的收集和发掘，以及东南区域文化研究与探索中逐渐趋于成熟。林惠祥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形成建立人类学、史地、民俗、考古、艺术、宗教广义上的人类博物馆之构想，在1951年的《捐赠古物标本及图书提议设立人类博物馆筹备处呈函》、《厦门大学设立人类博物馆筹备处计划书》中他首度明确表达构建“东南海洋系文化”之愿望，最终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陈列展示中借助物品和文本等具象呈现该学术抱负。因此，只有系统审视林惠祥先生自1929年以来的收藏、展示活动，方能从整体上准确把握在特定认识型背景下，林惠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