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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少数民族的经贸活动 东北地区的经贸有较长的历史，其中，输出多为土特产、农产品及其加工品，输入多为生活用品及工业制成品是清末东北地区经贸的基调；民国时期的经贸比清末时期有大幅度提高；伪满时期，由于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导致东北地区的经贸彻底被日本所垄断。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关于东北明清时期少数民族情况 东北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距今二万年的黑龙江哈尔滨西郊阎家岗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六七千年的辽宁凌源、建平牛河梁新石器早期红山文化遗址，均达到过辉煌的高度。然而东北地区文明发展的程度有起有落，其在统一的王朝内所处地位也或重或轻。当王朝统治中心在中原地区时，东北地区便成为遥远的边缘。而当王朝皇室起于东北时，东北便成为王朝的中心，从而在王朝内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清两代的东北正处在从边缘到中心的转换过程。明代中央政权起于南方，定鼎北京，东北居住的辽东汉人、吉林与黑龙江生活的女真、蒙古、达斡尔、朝鲜人，处在大明王朝的边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反映明朝政策和历史的《明实录》，便也以边缘的视角来观察和描述东北历史，以蛮夷的标签来标识东北土著。晚明至清代，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女真（满族）迅速崛起，不仅征服了周边各少数民族部落，而且攻古了明朝作为九边之一的辽东，统一了东北，并进而占领全国，上升为一个全国政权。由于后金一一清朝开国二帝太祖、太宗均在东北生活和奋斗，加之清朝人关后仍视东北为发祥地，因此东北在清朝体系中居于中心或副中心的地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以清朝历史和政策为记载内容的《清实录》，自然也以中心的视角观察和叙述东北历史。于是，从明到清，从《明实录》到《清实录》，东北的历史地位经历了一个由边缘到中心的上升过程。 东北明清时期少数民族经贸情况 东北地区的贸易有较长的历史，但由于该地区生产力落后、交通闭塞，因而奠定了清末输出多为土特产、农产品及其加工品，输入多为生活用品及工业制成品的基调。 首先，从输出情况来看。东北地区长期封禁，土特产品甚多。该地区输出的土特产品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药材，主要有人参、细辛、贝母、黄芪、五味子、益母草、桔梗、当归、地榆、木通等；第二类为茵类植物主要有元蘑、榛蘑、黑木耳等十余种；第三类为毛皮类，主要有狐皮、獭皮、禽乌、鹿茸等。据史料记载，这些土特产品均经吉林销售至天津等地。1909年，东北厅出产黄芪及木耳10万斤以土，敦化县岁出黄芪2万余斤，鹿茸五十余副．狐皮300余张，獭皮百余张，木耳五万余斤，蘑菇10万余斤。 该区输出众多土特产品的原因有三：其一，长白山区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其二，长期封禁，物产得以保存；其三，土特产品质优利广，为人民所需。 随着东疆的开发，清末东北地区的粮食出产逐渐增加。珲春“自弛禁以来，虽垦熟之地无多，而小麦、大麦、米、豆、谷之类岁输出俄韩各属者已不可数计”，清末。“东北升科熟地不过十万垧，岁供华韩人民之食，输出于朝鲜及俄乌苏里江以东者已难数计。”“1 909年敦化县输出大豆12340石，小麦21320石；同年东北厅输出大豆15710石，小米1 12000石……”可见，农产品输出出现增长势头。 其次，从输入状况来看。输入品以烟、布、米、盐及各种生活用品为主。“1882年以前，中国东北棉布市场基本上为英国垄断，而自1883年起，美国开始打破这种局面，并迅速超过英国。”由此可知，东北地区棉布多来自美、英两国。至于盐类，由于珲春“食盐向无专卖机关”，故多运自外地。由于清政府垄断盐业，因此，进出盐分私下贸易与官方贸易。 仅以珲春一年的输出、输入产品为例，我们从中可窥视清末东北地区的贸易概况：珲春一年主要输出产品的种类为：豆饼、豆油、杂粮、木材、白面、小米、松子、青菜、黄花、细辛、木耳、鸡蛋、烟土、鹿、猪等，总价值为247万吊，而输入产品的种类为：布匹、杂货、大粒盐、火油、咸鱼等，总价值为128万余吊。从表面上看处于出超地位，但输出产品多为原料、土特及农产品。而输入产品以制成品居多。这不仅说明东北地区开发之初需求量有限，更主要是反映了生产力不发达，同时也说明清末东北地区经贸一开始就是以需求这一基本动机发展的。由于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脆弱，当它与世界贸易体系接触之初，就开始了非良性的贸易，并随着世界格局的演变而不断注入政治因素。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经贸系统 东北经贸大体经历了三个中心的更迭过程，即辽宁、吉林、黑龙江。伴随着三个中心的更替，出现了吉林系、蠡参崴系、北朝鲜系（该系又分为清津、雄基两系）、长图拉滨系、图牡系等若干贸易系统。引起上述变动的原因除经济交往外，政治及交通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珲春原为东疆南部第一重镇，但咸丰十年沙俄割占图们江下游左岸地区的大部分港口，海疆门户痛失，使珲舂的军事、交通、商业地位一落千丈。清末民初，珲春逐渐由军事重镇发展为对俄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