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尔物理学奖引起了我的几个话题.docVIP

今年的诺尔物理学奖引起了我的几个话题 华新民 第一个话题就是，今年分享诺贝尔物理奖的马瑟博士（Ｊｏｈｎ　Ｍａｔｈｅｒ）恰好是笔者工作所在的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空间飞行中心（Ｇｏｄｄａｒｄ　Ｓｐａｃｅ　Ｆｌｉｇｈｔ　Ｃｅｎｔｅｒ）的科学家。“诺奖年年发，今年到我家”，这给所有在这里工作的人多少带来一点“与有荣焉”的感觉，尽管得奖的科研成果是十年前就已经结束的一颗算不上大的卫星（ＣＯＢＥ）上得来的，参与该项目的人，包括马瑟本人，都已经转到别的项目多年。马瑟１９７４年到宇航局工作，从博士后当起，几十年一直没有离开过，可以说是宇航局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不是那种百万年薪聘来的已经成了名的主儿。而且这是美国国家宇航局成立近五十年来第一次有研究人员获得诺贝尔奖，为此飞行中心组织了两次有关的活动。就在宣布得奖后的第二天，飞行中心开了一个热烈但说不上隆重的庆祝会。会开得没有什么“规格”，所有工作人员都受到了邀请，为了多容纳一些人，会场撤去了椅子，周围桌子上放了一些香槟之类的饮料和糕点，出席的人们都随意站着，没有各部门领导带队进场。除了飞行中心的主任，没有其他领导“莅临指导”，也没有宣读任何上级领导的贺信——大概根本没有什么贺信，网上只看到马利兰州的参议员给马瑟本人的一封贺信。马瑟进场的时候手里高举着一样小东西，走近了才看清那是人人都须挂在胸前的出入证。想来他是用这个出入证来表达他对于飞行中心的感情，也表示他同大家一样都是这个大家庭里的普通一员。事实也是这样，中心的官方网站上，马瑟的头衔是：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空间飞行中心观测宇宙学实验室的资深天体物理学家（Ｓｅｎｉｏｒ　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ｉｓｔ），连实验室主任都不是，更没有教授、博导之类的头衔，尽管他是马利兰大学的兼职教授。会大约只开了一个小时。另外一次活动是在十一月二十一日举行了一场学术演讲会，据说是马瑟去斯德哥尔摩演讲的预演，包括答问，也是一个小时。除此之外，没有听说有别的庆祝活动了。 相对于中国人对于诺贝尔奖的热衷，美国人的态度简直可以说近乎冷漠。有人说美国得诺贝尔奖的人多，所以人们习以为常。笔者觉得原因不是那么单纯，美国的诺贝尔得奖人虽然多，一生两次得奖的人总不会多吧？查诺贝尔奖委员会的网页，在诺贝尔奖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在科学领域里两次得奖的人只有三人：法国的居里夫人（波兰裔），英国的桑格和美国的巴丁。就是这个约翰．巴丁（Ｊｏｈｎ　Ｂａｒｄｅｅｎ，１９０８－１９９１），伊利诺大学的教授，因为发明晶体管和建立低温超导理论成为美国独一无二的两次诺奖得主（分别在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７２年），有一段轶事足可令国人开眼：他老人家喜欢打高尔夫球，一位多年的球友，有一次问他：“约翰，你老兄是吃哪一行饭的？”——您看，美国人对于这样一位“国宝”级科学家竟然如此“有眼无珠”，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难怪入了美国籍的李远哲和杨振宁回到祖国后会感到无比温暖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人们说美国科学技术发达，是因为政府和人民重视，这种说法未必准确。由于国力强大，美国科研经费固然是比别国多，但政府为了节约财政支出而砍掉科研经费的事也时常发生，美国人也不像中国人那样经常把科学挂在嘴上，中小学生的科学和数学水平在世界上也属于下游，甚至有众多的人反对在学校中教授进化论，也不把许多诺贝尔奖得主联署的公开信放在眼里，一直闹到最高法院。笔者根据这些年在美国的观察，觉得科学和科学家在美国其实是属于边缘化的职业和人物，上面举的巴丁教授的遭遇便是一例。政府对于科学，与其说是重视，不如说是宽容与不干涉。这种边缘化的地位，反而给了科学家一个相对少受世事干扰的工作环境，使科学家能够比较沉稳地从事自己的职业。据说，中国当局现在开始重视整治中国学术腐败问题。笔者认为，学术腐败根子在于学术界在政治经济等外界因素干扰下的急功近利和浮躁，使这些非学术因素退出学术领域才是整治学术腐败之根本措施。 今年马瑟同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斯穆特共同得奖的原因是他们对于宇宙背景辐射的精密测量。外行人也许不知道，因为宇宙背景辐射问题而颁发诺贝尔奖，这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１９７８年，发给最初发现宇宙背景辐射的彭齐亚斯（Ａｒｎｏ　Ａ．Ｐｅｎｚｉａｓ）和威尔逊（Ｒｏｂｅｒｔ　Ｗ．Ｗｉｌｓｏｎ）。比起马瑟和斯穆特的工作，彭齐亚斯和威尔逊的工作更富有戏剧性，因为马瑟和斯穆特是利用专门设计制造的卫星设备有目的地测量背景辐射，而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则是在并不知道宇宙中有这样的辐射存在的情况下发现了它，因而带有“误打误撞”的偶然性，是值得重提的一段科学佳话。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话题。 这个话题也许应当从介绍一点宇宙演化理论的历史说起。爱因斯坦在二十世纪初提出广义相对论时，发现他由此建立的引力场方程数学上没有稳定的解，这意味着我们的宇宙是动态的，要么收缩，要么膨胀。这样的结果今天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