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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女子教育的发展 2001年第3期 第38卷 (总205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3, 2001 General No.205 Vol.38 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女子教育的发展 王美秀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100871) 摘　要: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为女子学校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近代女子教育,最 早始于教会女学,戊戌变法运动促进了中国人自办女学的产生,留学教育推动了女子学校教育的 进一步发展与普及,中学男女同校、大学开放女禁使女子教育趋于完善。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产 生和发展既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又是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近代;社会转型;女学;女子教育 中图分类号:K25;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1)03-0087-08 收稿日期:2000-11-23 作者简介:王美秀(1950—　),女,山东胶州市,北京大学历史系副研究员。 严格说来,中国近代的女子教育,应发端于戊戌变法时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 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农业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全面转型的开始,整个社会都在发生着急 剧的变化。近代中国的女子教育,正是伴随着这一社会转型而产生、发展的,它既是社会转型 的产物,又是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本文试图以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为背景,对近代女子 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作一探讨,以揭示社会转型对女子教育的影响,以及女子教育的兴起和发展 在近代社会转型中所起的独特作用 一、教会女学首开女子学校教育之先例 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侵略国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大量特 权,其中包括在中国传教和办学。随着香港割让,五口开埠通商,大批外国传教士入华,各种各 样的传教团体竟相成立,各级各类的教会学校相继创办,教会女学便随之出现。19世纪30年 代,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以利沙(Elizah.Bridgman)在广州设立女塾,当为教会在中国 大陆创办女学之始。1844年,英国女传教士艾迪绥又在宁波创办了艾迪绥女塾(Miss Alder- seys)。随后,教会女学不断涌现。著名的有1850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于上海设立 的裨文女塾;1851年美国琼司女士在上海设立的文纪女塾(圣玛利亚女学校的前身,1881年改 为后名);1853年天津设立的淑贞女子小学;福州设立的福州女书院;1859年福州设立的育英 女书院。女学堂在各通商口岸及其他城市陆续开办,出现了“教会所至,女塾接轨”的局面[1] (P20)。仅1847—1860年这13年中,外国传教士在五口通商口岸就建了12所教会女学,这些教 会女学的兴办为中国近代女子首开学校教育之先河。 8719世纪60至90年代,西方文化不断输入,中国女性观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西方传教士通 过报刊,大量评论中国妇女问题,并介绍欧美妇女的生产生活情况,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开 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使教会女学有了明显的发展。仅广东一地就新设女学多处,如1860年(咸 丰十年)左右,英安立甘会“圣公会”在香港设立飞利女塾;在九龙设立维多利亚女书院。1867 年(同治六年),德信义会何必烈在广州设立男女书塾。1887年(光绪十三年),美浸信会纪好 弼夫人在广州设立培道女塾,过了不久,又增设培贤女学。1888年(光绪十四年),美播道会吴 硕卿、宽夸伦等在广州、河南设立男女学堂等。在这一时期,上海著名的教会女校有1881年 (光绪七年)美基督教公理会创办的由文纪女校和裨文女校合并而成的圣玛利亚女校。而北京 也有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会员裨治文夫人于1864年(同治三年)创办的贝满女塾(1895年改名 为贝满女子中学)驰名全国。据1877年在上海举行的“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的大会报告 载,1876年全国仅基督教教会所办的单设女子学校就有女日校82所,学生1307人,女寄宿学 校39所,学生794人。而天主教在江南一带也有女校213所,学生2791人。[2](P270) 教会女校的办学主旨,最初在于传教,而后则是为了培养传教人才和宗教领袖。正如首任 中华教育会会长的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所说:“真正的基督教学校,其作用并不在单纯地教授宗 教,从而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一步给学生们训练,……成为社会上及教会 中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之导师和领袖”,甚至欲使这些人物“将来担任政府职务”。[3] (P5)教会女学的课程设置主要有:基督教教训之课本以及圣经故事、数学、地理、英语等主科。 美传教士林乐知认为:“女学者,使之读西书,明外事,擅文才,而后其志气高尚,其见识远大,其 位置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