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学界的研究方向_0.docVIP

中国三农学界的研究方向 中国 农业是一个古老的产业，而中国的三农 问题 作为专门的学术 研究 ，却是一名最新颖的 科学 。 农村 发展 问题、农民增收问题、乡村治理问题、农村文化和 教育 问题、农村公益事业和共同设施维护问题、进城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城市化进程问题、城乡协调发展问题、农民养老保障及医疗保障问题等等，每一个方面都是一门学科，值得广泛深入的研究。因此，三农问题的 理论 发展和研究方向迫切需要作出相应的战略规划。 一 美国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提出“三看说”：农业 社会 ，看过去，过去怎么干就怎么干； 工业 社会，看现在，看现在有什么需要，当前利益摆在第一位；信息社会，看未来，由于发展速度太快，现在马上就是过去，未来转眼就是现在。《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进行了高度的概括：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 时代 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生产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的不停地动荡、永远地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与过去一切时代所不同的地方。 目前 的中国社会也同样与过去一切时代都不相同：绝大多数国民处于农业社会，而城市和工业却在国民 经济 中占统治地位，伴随着全球化的信息经济旗卷而来，这样三种特征在时空上的并存，使中国成为任何发达国家的发展 历史 例外，任何经典理论所解读社会的例外。 由于发展不平衡，城乡悬殊很大，贫富悬殊很大，中西部与沿海发达地区悬殊很大，地理环境和资源、文化悬殊很大；而幅员辽阔，农村的很多问题呈现差异性状态。一旦遇到具体问题时，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地方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截然相反，同一个问题在同一个地方的不同时间会得出的不同结论甚至截然相反。比如土地问题，湖南的大多数地方是以组为单位所有，而湖北的大多数地方是以村为单位所有；湖北的农民执行土地承包法是最坚决的，可由于“三十年不变”，一些农户拥有很多土地，死了的、嫁了的、大学毕业后进城的、甚至当了县委书记或大学教授的还承包着土地，而有不少在家种田的农户一家几口只有一份土地，却要转包县委书记或大学教授的土地才能维生。湖南的农民却把土地承包法中的“三十年不变”放到一边，基本上是“三年小调，五年大调”，因为“吃饭是硬道理”，而活人要吃饭、死人不吃饭，所以“减人要减地，增人要增地”，死人和公务员、甚至当了县委书记或大学教授却仍然在农村与农民分享资源是不公平的。所以，同一个 法律 ，同一个政策，不同地方的农民却持不同的态度。又如失地农民的问题，在城郊和工商业发达地方的问题确实比较严重，但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传统的农业地区和边远山区，绝大多数的土地除了用来种庄稼，谁也不会去“圈”它。因此，失地农民问题的对象是特定的群体，并非农民的整体问题。 保护农民的利益是正确的，但不少学者在正确的命题下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农民是整体上的农民，包括政策取向、 政治 权利和经济权利，与其他公民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而非要把农民的个体超越于整体之上，把某些农民的特定利益等同于农民的整体利益。主流媒体和学界的两个凡是：凡是基层干部说的都是错的，凡是农民说的都是对的。就如同美国打着民主旗号，主导世界的秩序；主流媒体和学界打着保护农民的旗号，丑化乡镇干部。把乡镇干部当作一个整体，个别违法当作整体违法，而对大多数无官无职默默无闻奉献牺牲的乡镇干部视而不见。把农民当作一个整体，而对少数农民无视法律无视公民义务只讲公民权利的农民视而不见。而有哪一种逻辑推理可以得出，乡村干部与农民是必然对立的呢？而这种对立是现象还是本质呢？向总理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镇危险”的李昌平就认为：“三农问题集中表现在基层，但根源并不在基层”。其理由：一是农业的GDP在总的GDP中不到15％，要养活70％的人口和60％的干部，还要承担广大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乡干部要在一个“骨瘦如柴的人身上刮肉”而又不得不刮肉，这可是制度规定的；二是农村政策出在上面，权力在上面，国家的资源都掌握在上面。上面要基层干部为民服务，下面就得服务；上面要基层干部管制人民，下面就管制。乡镇政府是中央、省、市、县级政府的影子，一级对一级负责是制度规定的；三是至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要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 。如前些年中央的粮食政策总是得不到很好的执行，但现在看来错在粮食政策，执行得越好，国家亏得越多，农民坑得越苦。至于农民负担问题，只有执行政策权力的乡镇，法律和政策是否授予权力为农民减掉这那些上级规定要缴的税呢？ 也许在某地或某时所作出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到了另一个地方或是另一个时间就完全可能是错误的。关于农民负担问题，在学界几乎可以一边倒地得出结论：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对立程度，与负担的轻重成正比例关系，所以才要减轻农民负担来缓和农民与基层政府的矛盾。有些地方确实是因农民负担的沉重而引发干群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