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信用的现实思考_0.docVIP

中国社会信用的现实思考 总之，产权不清是信用缺失的经济根源，而不成熟市场的投机性、改革对象的有选择性和改革方式的渐进性则只能在产权不清的基础上才可能发挥作用。产权不清在改革的一定时期内是很难避免的。东欧和前苏联采用“休克疗法”就是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产权不清的问题，后果如何？有目共睹。在前苏联实施“休克疗法”之前，其国民经济的总量远大于中国，而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 其实，产权的清与不清始终是相对的，或者说，没有绝对清晰的产权。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企业制度下，代理人难题同样普遍存在。当然，自然人股东对经理人的监督要优于法人股东，因为法人股东与其代表之间又有一个代理人问题，换言之，国有资产的代表对经理人的监督不仅仅是一个监督效率的问题，同时还存在一个是否监督的问题。 尽管在西方国家也存在产权清晰与否方面的问题，但由于政府在企业产权上的超然地位，以及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对信用关系的维护，比如违规的经理人难逃法律的制裁，等等，这就保证了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能够正常运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不仅意味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同时还意味着一定的经济基础需要相应的上层建筑来保护它。具体地说，经济上的信用关系，离不开政治上的信用关系，经济信用离不开政治信用。如果信用关系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如果政府偏袒破坏信用的企业和个人，后果如何？可想而知。 社会公正在于权力制衡 古人云：“政者，正也。” 为什么需要政府？广而言之，因为人们需要一个维护社会公正的机关。公者，对公也；正者，正确、恰当也。如果社会能够恰当地对待所有的人，或者说社会使所有的人感到他们受到的待遇是恰当的，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公正的。因此，公正与公平不同，公平是指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而公正是指恰当地对待所有的人。公平和公正显然都是相对的，但公正的相对性较之公平则更为复杂。比如，一定级别的官员享有国家配备的专车，这是不公平的，但却可以是公正的。再比如，时至今日，英国王室仍享有种种特权，但英国大众却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公正。 公正明显地包含有历史的因素。中国人对等级差别的容忍程度与家族社会的传统直接相关。传统社会的老百姓并不在乎官老爷们的高高在上，而只求高悬的是一面明镜即可。殊不知当“高高在上”被绝对化之后，又如何能保证被高悬的始终是一面明镜呢？ 中国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为什么？因为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不均”总是危及社会的基础——小农经济的稳定，从而导致社会的阶级矛盾激化、以至天下大乱。因此，农民起义大多与对土地的要求相联系。在起义农民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新王朝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轻徭薄赋，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这样做既是对农民守信，也是维护社会最基本的公正。实际上，对政府而言，维护社会公正就是对人民守信，因为维护社会公正总是政府的承诺。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在农村所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就是均田制的现代版，它满足了农民自主使用土地的要求，符合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从而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步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但难以解决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地少人多的矛盾，小农经济内在的不稳定性，地方政府的随意干预和伸手使“三农”问题解决起来困难重重。 前面讲到，承包制难以在城市普遍推行，因为“家”分给谁的问题不能像在农村那样地加以解决。于是我们发现，迄今为止的城市改革都是在或多或少不利于建立信用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出现的某些企业管理层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的现象其实正是这种破坏信用关系的改革方式符合逻辑的发展结果。 马克思说得好：资本来到人世间，它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对本国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对落后国家的殖民掠夺是没有什么信义可言的。 信用来源于市场。不错。在传统社会，的确只有在市场上才可能存在人与人之间相对独立、平等的关系。因此，一般地说，信用是以平等为基础的。但是，资本主义早期的市场与前资本主义的市场是极不相同的。前资本主义的市场是外在于自然经济的市场，人们对它的依赖不深，因为人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这就决定了借助市场的盘剥既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也不可能长期地进行。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被抛向市场的工人阶级已别无选择，他们与资产阶级之间在经济上毫无平等可言，因为他们丧失了生产条件。想一想在辛苦劳作之后连微薄的工资都可能得不到的民工们，他们与欺骗他们的老板之间是平等的吗？ 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8，这是因为持有它们的人是平等的。当我们在分析市场的优越性时，不应该忘了我们所分析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市场，哪个时期的市场。我们不可能像进口美国的波音飞机那样进口美国的市场，这正如我们不可能像购买牛排那样去购买健康一样。一个社会的市场是内在于该社会的，中国的市场要靠我们自己慢慢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