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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政府组织与社会协作 [摘要]从 历史 与现状看，我国 农村 公共物品供给均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为突破困境，我国必须重塑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构建政府组织、市场运作、 社会 参与的新型地方公共 经济 模式。 　　[关键词]政府组织　社会协作　农村公共物品　地方公共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与服务供给实行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包办”型体制。“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中国 县以下地方政府的主要社会职能之一，是为农业的生产活动和农村的人民生活直接提供各种服务。”〔1〕乡镇站所事业单位始建于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8），是为适应人民公社体制而建立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村改革的进程正式启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打破，农村经济沿着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方向不断推进，延续20余年的人民公社体制也逐步解体。但是，人民公社时期建立的基层公共服务体系仍然尾大不掉，其职能结构、经营方式、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1984年，山东莱芜县率先发起了一场名为“简政放权”的改革，将设立于乡镇一级的涉农服务机构全部下放给乡镇政府管理，并将其事业费以当年拨付额为基数“捆绑”下拨给乡镇政府，以后逐年减拨，同时加大乡镇的财政包干底数。1988年，中央编办等机构联合发文，决定将乡镇的农技站等农业生产服务机构的人、财、物管理权限由县级下放到乡镇一级，实行“块块”为主的领导体制。这对于健全乡镇政权的职能，改变过去条块分割的状况，理顺条块关系，减少扯皮现象，提高办事效率具有重要作用。但各地在实际中缺乏整体协调，操作不一，出现了一些偏差。尤其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各地刮起了财政供应的“断奶”之风，乡镇站所事业部门机构运转经费都得不到保障，何论提供公共服务？ 　　乡镇站所事业单位实行“块块”为主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由于县市垂直领导部门的“争权夺利”与“撒手不管”，进一步恶化了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的负外部性。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权上收，事权下移，乡镇大多陷入“吃饭财政”的境地。这样，乡镇政府在“吃饭财政”的压力下，要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农村公共物品与服务干脆“不闻不问”，要么采取制度外供给方式制度外筹资解决，随意向农民伸手，面向农民的各种乱收费、集资、罚款和摊派的口子由此得以拉开。为规范农村税费制度，从根本上治理对农民的各种乱收费，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税费制度，改善干群关系，推动农村上层建筑的调整与完善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兴一利生一弊”，“一事一议”是税费改革后村民筹资举办公益事业的基本方式，也是村民参与村务管理的基本形式和途径。由于议事的集中性与农民分散性的矛盾，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自主性、流动性及分散性显著增强，加之村组合并，规模日益扩大，乡村干部普遍反映“集中村民开会困难”，而一些村民忙于自己的事务也不愿参与会议。 　　一、改革的主要做法 　　由以上所述可看出，以乡镇站所事业单位为组织载体的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由于难以克服公共物品提供的“集体行动困境”而面临着制度创新的十字路口。要从根本上巩固农村税费改革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推动整个农村经济社会的 现代 化进程，必须适时推进乡镇综合配套改革，而乡镇事业单位改革又是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系统工程中的重要一环。正是在此背景下，2003年底，湖北省委、省政府颁发了“关于推进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试行）”，由此掀起了全省新一轮的乡镇机构改革。 　　1.社会化参与 　　湖北咸安（以下简称“咸安”）农税部门根据税源状况和征收成本实行跨区域及跨乡镇设置，以降低征收成本。转制后的站所组建的 企业 或服务组织，打破乡镇地域界限，形成以县域为单位的纵横交错的新型服务 网络 和服务体系。湖北远安（以下简称“远安”）在全县范围内实行承包社会化，打破身份和地域限制，凡取得服务资质的均可参与全县农村公益事业服务项目竞标。湖北京山（以下简称“京山”）根据乡镇大小、畜禽饲养量、农户密度和 交通 便利程度等情况，按每1000～1500个农户配1名防疫员、每个乡镇配1～3名检疫员的标准，确定各地防检人员岗位数量。湖北老河口（以下简称“老河口”）10个乡镇的农业水利服务中心，以灌区管理单位或乡镇服务中心为基础统一组建农业灌溉服务公司，以村组为单位组建农民用水者协会，形成“公司+协会+农户”的管理模式，已成立公司18个，农民用水者协会155个，网络用水户5.4万户。 　　2.市场化运作 　　咸安站所在转制过程中，探索建立“政府承担、采购招标、合同管理、以钱养事”的公益服务新机制。京山也建立起“政府招标出资、公开竞选主体、农户签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