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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庾亮的几点认识 ——最是魏晋之风 资料整理：汉语国际教育 杨程 一、魏晋风骨——绚烂外表·沉静哲思·庾亮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以士族名士入玄风为庾亮问孙放（齐庄）何故不慕仲尼而慕庄周，放对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于庄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庾亮很赏识孙放的回答，说明庾亮本人虽好谈玄学，却儒，不废儒家礼法事功。所以称他“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时人皆惮其方严”。庾亮出入玄儒，具有玄学表现和儒学内涵，这种个人素质，使他异于其时的多数名士，而颇类于王导。这大概是得聘为太子妃，而本人被明帝重用的一个重要原因。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一任狂澜既倒宠辱不惊的淡定，是处不拘小节的自然，处世维艰幽默对之的旷达。这一切的至情至性无不让我们深深震撼和景仰。这就是魏晋风度。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玄学并不完全排斥孔学，它力图用道家语言解释儒家经典，即所谓引老入儒，调和儒道两家。何晏作《论语集解》，王弼作《周易注》、《周易略例》和《论语释疑》，郭象作《论语体略》，都尽力把玄学和正统儒家名教加以融通。玄学也尊孔子为圣人，然而把孔子玄学化。如王弼认为孔子贵无，嵇康则言孔子善于养生。其实，即便是攻击礼法之士的玄学家也重视儒家观念，阮籍说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嵇康在家中提倡儒家道德，说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让；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而且认为只有涉世做官才是人生的正途。正如鲁迅先生在他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讲到的:嵇康是那么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 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 有句话叫做：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小隐在山林，大隐于市朝。”等，说的都是一个意思：那些所谓的隐士看破红尘隐居于山林是只是形式上的“隐”而已,而真正达到物我两忘的心境，反而能在最世俗的市朝中排除嘈杂的干扰，自得其乐，因此他们隐居于市朝才是心灵上真正的升华所在。意思是说有能力的人希望依赖周围的环境忘却世事，沉湎于桃源世外，这是指小隐真正有能力的人却是匿于市井之中，那里才是藏龙卧虎之地，这是指中隐只有顶尖的人才会隐身于朝野之中，他们虽处于喧嚣的时政，却能大智若愚、淡然处之，这才是真正的隐者《晋书》卷七三《庾亮传》以东晋时期的人物思想而论，按儒家所本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衡量，玄学于诚意、正心甚至修身诸端，确有其独到之处而异于儒学。但在士族本位的社会中，维系士族本身之存在，保持一姓士族内部之凝聚，即所谓齐家者，确实不能从玄学之中找到有用的思想工具。所以，士族通常并不废礼学，还特重丧服之礼，以之为维系士族门户的重要手段之一，表明士族为了“齐家”而不能废儒。名士庾亮，一方面是“性好庄老”，另一方面又是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诗品序》谓“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可见他也是玄言诗的作者，但其诗均不存。今只存几篇散文，《文选》收录其《让中书令表》。他感到自己身为外戚“领中书，则示天下以私”，因而“冒亲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推其用心，虽然是有感于前朝及本朝外戚专擅朝政而招致杀身灭族之祸的“前车之鉴”，但以国事为重的诚意，在表中仍灼然可见，文章写得明白晓畅，有异于一般典重的表奏之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卫灵公》《世说新语德行》庾公乘马有的卢或语令卖去。庾云：“卖之必有买者，即当害其主。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古之美谈。效之，不亦达乎？”东晋一代名将陶侃曾经这样评价庾亮：“不只有风流，也有从政的品德。”考虑到陶侃、庾亮两人长期互为政治对手，所以这句来自政敌的赞语是有很高可信度的。例如，这则《世说》的故事里，庾亮明明知道自己有一匹不祥之马，却不愿将它卖掉，将灾祸转嫁他人，而是宁可自己将灾祸全背下来，也不愿“的卢”再去害别人。这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敢和善良，确实不逊于当年春秋名相孙叔敖为了不让两头蛇再害人而勇敢地将蛇杀死的善举。 其实，任何人的心理都有阴暗的一面和光明的一面，就看自己如何选择。比如，风流潇洒的庾亮在他的政治生涯里，与坐镇建康的名相王导、坐镇荆州的名将陶侃都有很深的矛盾，但三人都始终能从大局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