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時期的志怪小說家群考論_0.docVIP

東晉時期的志怪小說家群考論 　志怪，是中國古代小說最受關注的題材。《莊子·逍遙遊》云：“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陸德明音義云：“齊諧，戶皆反，司馬及崔並云人姓名，簡文云書。志怪，志，記也；怪，異也。”《列子·湯問篇》也有類似的說法：“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志怪之作，《莊子》謂有齊諧，《列子》則稱夷堅，並且將他與大禹與伯益聯繫起來。大家知道，“古今語怪之祖”（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四部正論下》）的《山海經》，向來就被視為大禹和伯益的作品： 　　 　　《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於丘陵，巢于樹木。鯀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劉秀《上〈山海經〉表》） 　　 　　《左傳》宣公三年，還記載了王孫滿對楚子的一段話：“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在這段話中，“物”字共出現了三次：第一次曰“遠方圖物”，杜預注云：“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第二次曰“鑄鼎象物”，杜預注云：“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第三次曰“百物而為之備”，杜預注云：“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佑”。 　　 　　從“世豈知有此物哉”，到“類物善惡，著《山海經》”，深刻地揭示了“怪”的觀念與客觀存在的“物”之間的關係。怪，首先是物；不過，對於人來說，它們是異己的物，不熟悉、不瞭解的物。因為不熟悉，不瞭解，就不免會產生神秘感恐懼感。螭魅罔兩，都是山川之間的精怪。遠古時代的人們，經常要到川澤山林中去捕漁打獵，難免要碰到種種奇怪的“百物”，王充在《論衡·儒增》中指責“金鼎之器，安能辟奸”，說：“安能入山澤不逢惡物，辟除神奸乎？”乍看起來是很“唯物”的，其實恰是誤解了鑄鼎象物的本意。楊慎撰《山海經後序》，則以為禹鑄九鼎是“《山海經》之所由始”，他說：“神禹既錫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於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鑄鼎，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其神奇殊彙，駭世驚聽者，或見，或聞，或恒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一一書焉。蓋其經而可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九鼎既成，以觀成國，同彼象而魏之，日使耳而目之，脫輶軒之使，重譯之貢，續有呈焉，固以為恒而不怪矣，此聖王明民牖俗之意也。”說得倒是很有道理的。 　　 　　總之，遠方圖物也好，鑄鼎象物也好，都是出於一種功利的目的，即讓人們事先能夠認知種種奇怪的“惡物”“神奸”而“逆備”之：趨利避害，恰是人的生存本性所驅使，目的是為了妥善地解決人與 自然 的矛盾。《史記·留侯世家》云：“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司馬貞《索隱》：“物，謂精怪及藥物也。”說明在司馬遷的理解中，物的概念，是先於鬼神而存在的，因而是唯物主義的。 　　 　　但是，“志怪”由《莊子》、《列子》的寓言，變成真正小說實體的專名，卻有賴於東晉時期以“志怪”為小說專集名書的小說作家群的出現；他們在短時期中推出了一大批志怪小說集，幾乎將整個社會裹挾而去，由此而造就的極大聲勢和掀起的空前熱潮，使人們不得不正視“志怪”這一文學現象的煊赫的存在。遺憾的是，這批作家雖然人數極夥，但他們的作品集卻幾乎統統亡佚不傳了，後人只能從史書和目錄書的著錄中，得知它們的存在，並從後世的若干類書裏，窺見其中的部分佚文。如《曹毗志怪》，晉曹毗撰，清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入子部小說家類，魯迅《古小說鈎沉》輯得一條；《殖氏志怪記》，晉殖氏撰，《隋書·經籍志》入史部雜傳類，《古小說鈎沉》輯得兩條；《孔氏志怪》，晉孔氏撰，《隋書·經籍志》入史部雜傳類，《新唐書·藝文志》入丙部小說家類，《古小說鈎沉》輯得十條；《祖台之志怪》，晉祖台之撰，《隋書·經籍志》入史部雜傳類，《新唐書·藝文志》入丙部小說家類，《古小說鈎沉》輯得十五條，等等。還有《太平御覽》所引，有《志怪》、《志怪集》、《許氏志怪》和《雜鬼神志》；《玉燭寶典》所引，有《志怪》、《雜鬼怪志》；《太平廣記》所引，有《志怪》、《志怪錄》；《北堂書鈔》所引，有《志怪集》、《雜鬼神志怪》（一本無《雜鬼神”三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