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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有效途径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 的目标，明确指出统筹城乡 经济 社会 发展 ，建设 现代 农业，发展 农村 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农村、农业、农民 问题 ，即“三农问题”，是长期以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之一，“三农”问题的实质，就是农民问题。在我们国家，弱势的农民+弱质的农业=滞后的农村。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之后，如何扭转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趋势，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核心，也是牵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 　　1.改革开放后关于“三农”问题的6个“一号文件”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一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 总结 ，并对当年和此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之后，连续４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政策的。这五个“一号文件”，在 中国 农村改革史上成为专用名词——“五个一号文件”。1982年的一号文件，突破了传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框框，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这个文件不但肯定了“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制，而且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1983年1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正式颁布。这个文件从 理论 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个一号文件。文件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为鼓励农民增加对土地的投资，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即第四个一号文件。文件的中心 内容 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取消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国家还将农业税由实物税改为现金税。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即第五个一号文件。文件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贯彻执行。针对农业面临的停滞、徘徊和放松倾向，文件强调进一步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农民增收发出了“一号文件”，其中直接带有资金支持的政策占到相当大的比例。这份被人们称为“高含金量”的文件，将着力点放在增加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上，抓住了多年来农民收入最难提高的部分。这无疑是党中央、国务院送给9亿农民的一份温暖而厚重的新年大礼。 　　2、农民减收增负的原因 分析 　　造成我国农民减收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农业经营结构不合理，导致农产品低水平、结构性过剩。二是乡镇 企业 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三是农村市场体系发育不足，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四是农业投入不足，投资环境恶劣。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社会基建总投资的比重已由“六五”的5%、“七五”的3.3%，下降到1997年的1.6%。五是我国农业深受土地资源约束。具体表现是：户籍制度阻碍了全社会劳动力向高效率的部门和地区流动及劳动力资源的整合；不合理的投融资体制，导致大量资金滞留城市，并不断牵引农村资金向城市流动。 　　农民负担日益沉重的原因：一是县乡两级政府以及集体经济组织没有明确自身的职责，财权和事权没能有机协调，使得他们“办了一些不该办的事情，花了一些不该花的钱”，这些费用最终都基本上转嫁到了农民的头上。二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机构臃肿，冗员过多。这就是所谓农民“养了一些不该养的人”，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三是基层政权组织吃喝风严重，不规范行政，为了能填补经费缺口而“收了一些不该收的钱”。四是农民负担征管不规范，征收的部门多、标准高、项目多；征收管理的方式 方法 不合理，甚至不合法（如农业税征收现金、农业特产税按人或地亩平摊、屠宰税按人头征收、村提留乡统筹层层加码，强行代资代劳等）。这些原因可以归结为我国农村管理体制不顺。 　　 现阶段农民增收困难，是农业和农村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客观反映，也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在农产品市场约束日益增强、农民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的背景下，促进农民增收要有新思路，必须采取综合性措施，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有一个大的转变。 　　3、中外农业发展启示 　　中外农业发展的 历史 经验显示，提高农民收入的基本途径可以归纳为四条：发展农业、兼业化、减少农民和补贴农民。发展农业是最为原始的一条提高农民纯收入的途径，特别在非农产业不发达、农业供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