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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城市房屋强制拆迁中的公权力介入及其行政法规制 　　[ 论文 关键词]城市房屋强制拆迁　公权力介入　立法冲突；行政裁决　行政强制　听证制度 　　[论文摘要]城市房屋强制拆迁是城市建设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这不仅关系到拆迁人、被拆迁人的利益，还关系到城市的 发展 和社会的稳定。以“重庆钉子户”事件 法律 分析为例,可以看出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立法不完善和制度设计不合理。由于城市房屋强制拆迁即涉及到公法，又涉及私法领域，同时它又具有鲜明的公权力色彩，牵涉到很多行政法上的问题，其本身有一定得复杂性，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很深的法理探讨，本文主要从行政法的角度就该问题的行政法学现状进行一些讨论 　　2007年4月2日,备受瞩目的重庆“最牛钉子户”与开发商达成拆迁安置协议,那像孤岛一样耸立多日、被赋予多重意义的“标志性”房屋随即在挖掘机的轰鸣中倒塌。至此,广受关注的“最牛钉子户”事件落下帷幕,但这个事件留给我们的思考却没有停止。 　　在 中国 人的传统观念里，“安土重迁”是一个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根深蒂固的观念，中国人追求安居乐业，不到万不得已不愿轻易搬迁，房子，是中国人观念里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而当房主的房屋所有权与公共利益、城市的规划建设或者开发商的某些商业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就出现了社会中一种并不少见的现象—城市房屋强制拆迁，在这个过程中，往往由于补偿或者安置工作等问题，出现“钉子户”。那么,如何定性城市房屋拆迁？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公权力在其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公权力介入后如何做到从行政法角度保证公正等等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城市房屋强制拆迁的性质及其实行程序中公权力介入概述 　　城市房屋拆迁,到底属何种性质的行为?是民事行为,还是行政行为,还是二者兼具?对此有各种倾向和争论，大部分的观点认为是两者兼具：拆迁人和被拆迁人达成拆迁协议，倾向于是民事，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其中的准许、裁决、强制拆迁又是明显的行政行为。一些学者将拆迁定义为:因城市建设的需要,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由拆迁人拆除被拆迁人现有城市房屋及其他地上附属物,并由拆迁人对被拆迁人进行补偿、安置的法律行为。从这个定义看行政色彩居多，因为，拆迁人对被拆迁人房屋的拆除权并不仅仅基于拆迁人和被拆迁人自愿协商达成的民事合意产生的民事权利,而是基于政府的行政权力。公权力的介入，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根据建设部《城市房屋拆迁工作规程》第３条，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工作程序是：1、拆迁计划管理2、拆迁人从政府处得到土地使用权3、向政府主管部门申请拆迁4、与被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5、协议不成，请求政府主管部门裁决6、对裁决不服的可以复议和诉讼7、进入强制拆迁。 　　这个过程中，从拆迁人取得土地的使用权开始，就有公权力的进入了。被拆迁人虽然对房屋享有所有权，但却是在使用国有的土地。由此，房屋拆迁包含了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的改变。这个过程是通过国家先从被拆迁人处收回土地的使用权，然后再转移给拆迁人来完成的，是一种行政征收过程。其次，补偿协议达不成时，政府主管部门可以进行行政裁决，对裁决不服还涉及行政复议，同时，司法机关诉讼裁决后，在强制拆迁的阶段，房屋管理部门，即政府机关又往往是实际拆迁主体，由此看来，政府的公权力几乎贯穿城市房屋强制拆迁的整个过程。 　　政府的公权力介入，房屋所有人成为实质上的弱者，甚至很容易受到公权力的侵犯，因此，如何从行政法角度对公权力进行规制，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是显得十分重要的问题。 　　二、城市房屋强制拆迁的法律依据问题 　　关于城市强制拆迁具体的法律文件主要有：国务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01年11月1日起施行）；建设部的《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自2004年3月1日起施行）；建设部的《城市房屋拆迁工作规程》（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 　　从这些法律文件看来，在房屋强制拆迁的立法方面存在两个主要问题： 　　1、与立法法冲突 　　《立法法》第8条明确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制定法律，然而在关于城市房屋强制拆迁法律文件中，最高位阶的也只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由此看来，关于房屋强制拆迁方面的法律法规设置，是明显不符合《立法法》的规定的。 　　2、与上位法冲突 　　权力来源于法律的授权,权力的合法性也来源于法律的规定。然而《管理条例》中第16条和第17条的规定明显与《民法通则》、《合同法》、新修订的《宪法》的规定相冲突。 　　首先，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2条第3款对征用权作了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物权法》也对国家对私有财产进行征收做了相关规定，但是这些规定都严格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