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心雕龙》的体用之道_0.docVIP

论《文心雕龙》的体用之道 《文心雕龙》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包融性，它对于各家学说中有利于说明文学 问题 的观点，都加以采纳。至于贯穿《文心》全书的主导思想，则不外儒道两家，以道为体，以儒为用，体用结合，这就是《文心》之道。 　　　　儒道互补：体用之道的文化渊源 《文心雕龙》是对齐梁以前 中国 传统文化的一次 总结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中来探讨它的主导思想。在中国 哲学 史上，儒道哲学同源而异流，两家既双峰对峙、势如水火，又相互联系、相互呼应，从而构成支撑传统文化的两大精神支柱。 儒家哲学以学而不厌、身体力行著称，强调文质彬彬、以立德、立言、立功，参与 社会 政治 为己任；道家哲学主张弃文就朴、探本究源，以明达万物之本，洞晓宇宙之体为理想。具体而言，道家哲学 研究 的对象是抽象的本体，而对社会人生的物事则采取超然齐一的态度。故庄子说老聃的哲学是“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淡然独与神明居”（《庄子·天下》）。唯其如此，才能灵府自由、天君和豫，而以 艺术 代人生，将人生艺术化、理性直觉化。庄周梦为蝴蝶而忘物我，庄周与惠子在濠梁辩论鱼乐等，皆以艺术心态对待人生。儒家哲学注重研究社会伦理问题，而对宇宙构成之类的道体问题则悬置不论，即庄子说的“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他们以人生代艺术，将艺术人生化、直觉理性化。“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皆以道德观点对待艺术。 儒道两家对 自然 、人生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态度不同，因而，两家尽管都讲道，但各自所说的含义又有根本的区别。子产言：“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儒家尚实重用，故主“人道”，常从具体细微处入手，所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以“修身为本”（《大学》）；道家尚虚重玄，故究“天道”，常从抽象本体处悟入，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42章）中，以道为本。 《周易·系辞》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儒道两家哲学虽然各有侧重，但最终又能同归于自然之体，一致于人生之用。具体来说，儒家尚用而不舍体，言器而不弃道；道家则言体又讲用，主道又怀器。因为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不可能完全超越 时代 ，彻底摆脱人生，面对“人间世”，儒道两家分别本着实用和大用的态度来完善自我，追求理想。孔子认为，时可补，世可救，故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强调忠孝、名理、秩序，提倡“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而一声“吾与点”的喟叹，又把儒家的人生哲学推向了艺术的境界。〔1〕老庄则认为，时不可补，世不可救， 故曰：“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2章）；“上与造物者游， 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庄子·天下》），追求适性、自然、逍遥，提倡清静无为的处事态度，而一部《道德经》的实质，又分明是在为帝王“南面术”作哲学论证，这就把道家的艺术哲学推向了人生的顶峰。诚如张舜徽先生所述：“周秦诸子之言，起于救时之急，百家异趣，皆务为治。虽各自成一家，不相为谋；然亦有所见大合，殊途而同归者。”〔2〕 王弼认为：“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氏是有者也，故恒言其所不足。”（《王弼传》何劭撰）就是说圣人知道万物的本体（无）是不可以形诘的，故而对本体问题存而不论；而老子则尚未达到与道（无）玄同的境界，故而著书立说，寻道求本。这样，道家所讨论的本体问题，正是儒家无心说明的问题；儒家所关心的现实问题，又是道家不屑一顾的问题。两家学说各有所重，各有所长，只有儒道互补，才能兼道器而明体用。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兼采儒道，将人生——艺术、现象——本体的两极融为一体，构筑一个庞大而又周密的文学 理论 体系。郭绍虞先生说：《文心雕龙》的道有两种意义，“《原道篇》所说的道，是指自然之道”，“《宗经篇》所说的道，是指儒家之道。”〔3〕究其原因， 是因为刘勰为文一方面要“寻根”、“索源”，探讨文学之本，故有道家自然之道；另一方面又要“致用”、“赞圣”，发挥文章之用，故有儒家圣人之道。在这种体用思想指导下，刘勰必然要“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概括乎雅俗之际”，在“总论”中将道家的自然之道与儒家的圣人经典结合起来，构筑“道——圣——文”的逻辑结构体系；在“创作论”中将道家的虚静、养气学说与儒家的情采、文德观点融为一体，建立“虚静——情感——文章”、“生理——精神——文辞”的文学创作原则。 　　　　玄风相煽：体用之道的时代风尚 儒道互补、体用结合不仅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而且也是魏晋南北朝时风之所尚。可以说，刘勰所处的时代，正是儒道融合并行的时代。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 历史 上的大动荡、大裂变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