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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助性农民增收 摘要： 市场与政府是农民增收的两大激励主体，但在两者均失灵的情况下，农民只有利用自身的 社会 资本进行自助。社会资本可以扩大农民的 经济 关系范围、增加农民对外界的信任度、增强农民的自组织能力，从而有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因此应积极培育农民的社会资本。 关键词：增加收入；社会资本；培育 2004年初，中央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再次强调了增加农民收入的紧迫性，提出了包括政府资金倾斜与加强市场调节在内的一系列对策。至年底，我们发现农民的收入确实有近年来少有的增长。毋庸质疑，作为调控经济运行的两只手，市场与政府一直并仍将在农民增收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市场与政府双重失灵的特殊情境下，农民只有靠自助，靠自身拥有的力量来促进自己收入的增长，因此农民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将显示出其独特的效用。 一 双重调节与双重失灵 1．双重调节。改革以来，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导，大量 农村 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和乡镇 企业 谋生，农村中的非农产业也得以迅速 发展 ，这使农民收入迅速增加。虽然市场机制能够使农民主动将分散的土地适度集中化，但它对其中的交易欺诈风险、对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对城乡经济主体在信息获得上存在巨大鸿沟等 问题 却无能为力。而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起到负面作用。当市场失灵时，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将能够起到部分弥补缺陷的作用。政府以宏观调控与具体政策制度的方式介入，为农民收入的增加提供了外部保障：政策调控乡镇企业的发展方向；对农村公共事业发展进行资金投入；政策支持耕地的规模化经营、鼓励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的种植；政策保障农民工的收入得以兑现、为农民工提供种种服务等。这些都体现了政府在农民增收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2．双重失灵。K#8226;布坎南的政府失效 理论 认为，政府是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既使我们并不认为这一观点具有普适性，但“政府并非万能”的认识却是有其现实依据的。对于农民增收中的部分文化层面难题政府也无法应对，从而可能出现市场与政府双重失灵的局面。这些难题包括：一是“重农”思想与小农传统。在人均耕地面积较少、乡镇企业效益下降与外出务工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这种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思想仍然有其生长与延续的天然土壤。二是内部信任。 中国 “家本位”的思想传统使农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原则。长期处于“差序格局”中的农民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互动中的陌生人持着低信任的怀疑态度，对跨出狭小的生活圈与陌生人接触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本能的排斥。相应地外出的农民工交往范围也局限于同乡与亲戚内部，其关系 网络 并没有整体性的格局改观，外部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关系链条没有太多的增加，这 影响 了其职业流动与经济活动范围的拓展，使收入增加的概率大为降低。三是合作意识缺乏，自治能力弱化。长期处于威权制度体系下的中国农民，形成了对国家全面服从的心态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生存 哲学 ，这使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形成跨血缘与跨地域的自发性互助社团，对组织自治团体的必要性也完全没有察觉，对通过自发团体诉求其正当权益、寻求发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议也完全不感兴趣。而这些都或多或少地成为阻碍农民收入增长的藩篱。 解读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可以发现，增加农民收入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系统工程，它需要从各个方面加强对农村、农业与农民的外部支持力度，在增强农民自身的增收能力的同时，削弱农村中与 现代 性不相宜的传统因子对发展的内耗性影响，从而使农村从“类发展困境”中走出来[1]。对于前者，政府可以通过直接的经济支持、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等手段增强农民寻求生存资源的能力，以提高其物质资本的绝对存量。而减少内耗则是考虑在外部支持与约束力度一定的条件下如何消除内部消极因子对农民增收的阻力，从而使农民的物质资本的相对存量得以增加。经济学家们着意于对前者的 研究 ，而以“减缩社会代价”为已任的社会学家则对后者进行了更多的关注[2]。 从社会互构论的视角来看，现代社会发展的理想方向是一个以人为本、个人与 自然 共存、人与社会双赢的互构共变的境地[3]。但 目前 的中国农村实际上处于一个新旧更替的全面转型之中。传统性因子、对传统性进行全面反动的努力一直在交替主宰着农村社会的发展方向。在后者中，还存在着以征服自然、无视个人需求为特征的旧式现代性与强调个人与社会和谐、社会与自然共存共生的新式现代性的区别。因此，目前农村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空前紧张，农民对相对收入下降的不满及其一系列不良后果即为一个突出的表征。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既是传统因子作祟的结果，也是旧式现代性发展理念所产生的负面结局如生态破坏、制度缺位的衍生物。本文仅对前者加以考察。在目前的中国农村，来自内部的传统性内耗因子削弱了来自系统外部的增收支持力度，成为农民增收的深层樊篱。这至少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