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而等待”：论四十年代冯至的思想转折——冯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docVIP

“工作而等待”：论四十年代冯至的思想转折——冯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 【 内容 提要】 1940年代的冯至在写作内容、生活方式和思想取向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整个40年代，冯至的思想、创作与里尔克、歌德和杜甫密切相关。经由他们，冯至克服了战争带来的生命的孤独感、虚幻感，他的目光从抽象的学理探索转向了现实生活，开始思考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的关系。当同 时代 的许多作家还在为陌生的新时代的到来而不安时，冯至却在个人与集体、个人与时代之间迅速地找到平衡点，几乎无所滞涩地迎接着这个群体时代的到来。 20世纪40年代对于整个中华民族而言，都是十分艰难的十年。在由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构成的这十年间，中华民族经历了痛苦的离乱生活和复杂的情感转折，最终迎来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对于冯至来说，这十年也是他一生最为复杂、最为关键的十年。在40年代最初的三年，他先后出版了诗集《十四行集》、小说《伍子胥》、散文集《山水》，登上了文学创作的高峰，从1943年开始，他的文学创作几乎停止，转而开始专注于充满时代气息的杂文写作。在写作杂文的同时，他走出个人内心的沉思开始介入 社会 生活，他做演讲、参加文学社团活动，参与民主活动，可以说，这时的冯至在写作内容、生活方式和思想取向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46年7月，冯至返回北平。从1946到1949年三年间，冯至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取向更加复杂。一方面，冯至一反惯常的低调作风，与一批自由主义作家保持了比较密切的来往。尽管此时的北平无论是社会氛围还是生活条件与30年代都大相径庭， 但是文人交游的本性并没有变化。那时冯至与朱光 潜、沈从文等十几位北大教师同住在中老胡同33号院，闲暇时常常一同逛逛门庭冷落的书肆和依然美丽如画的西山，交流文学观点，谈谈时局现状。任教于南开大学的卞之琳则时常来往于平津之间，在北平时经常借宿于冯至家中。废名长子冯思纯在回忆复员后他们的北平生活时说：“北大教师朋友间经常互相拜访，我家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尤其是晚饭后。谈话内容主要是就学术 问题 进行讨论，交流意见，当然还会涉及对时局的看法。”冯至与杨振声、沈从文、俞平伯、朱光潜、林庚、卞之琳、常风、袁可嘉等都是家中常客。1948年七八月间，杨振声、冯至、沈从文、朱光潜等还同去颐和园“霁清轩”消夏，他们一起在山中“魏晋”，享受着最后的悠闲生活。 各种文学聚会之外，冯至与沈从文、朱光潜等自由主义作家一起积极创办各种文学刊物，宣传自由主义的文学主张、提倡独立的文学创作。1946年12月，冯至与杨振声、沈从文、朱光潜等人编辑出版了杂志《 现代 文录》。该杂志以杨振声提出的“融会贯通的创新精神”作为编辑方针，编辑目标则直接指向了“创作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艺”，较高的文学品位使它很快便成为“北方文化复员与文学运动展开的第一面旗帜”。不久，冯至又参与了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和《文艺》的编辑，并留下了详细地有关稿费 计算 和寄送的纪录。1947年6月以“采取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态度”，“树立一个健康底纯正底文学风气”为原则的《文学杂志》复刊，冯至与夫人姚可共同担任了杂志的编辑委员。可以说，冯至积极投入到当时北平最为重要的文学圈子，为他们共同追求的自由主义的文学理想添砖加瓦。 一向处在文坛漩涡边缘的冯至此时也偶尔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喊出自己的主张。例如，40年代后期，随着文学一元化进程的推进，从阶级斗争出发的 政治 批判逐渐压倒了从文学创作出发的文学批评，政治定性成为文学批评的“排头兵”。冯至发表了《批评与论战》，用纯学理讨论的方式强调批评与论战的严格区别，客观上却对批评家对写作的横加侵犯，给予了积极的驳斥。到了1948年的2月，冯至因为被其宣称的民主自由原则的吸引而参加了后来备受批判、被称为“第三条道路”的“ 中国 社会 经济 研究 会”。 另一方面，在解放战争后期，北平围城前后，冯至几乎是毫无抵触地接受了共产党政权，并且非常顺利地融入到了新的社会秩序中去。1949年2月，在解放军进入北平的入城式上，冯至站在了欢迎队伍的“前列”；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冯至担任了北平代表团副团长，在《写于文代会开会前》一文中，冯至几乎是欢欣鼓舞地表达了自己对于新时代的渴望。从此，冯至开始活跃于当代文坛，成为50—60年代重要的文化活动家之一。 两相对比之下，我们不由得对冯至的巨大转变充满好奇。造成这种转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政治力量下的生存压力还是真诚的理解和接受?是单纯的政治热情还是经过了冷静的深思熟虑?同时这种转变对于冯至有何意义?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从三个伟大的文人谈起。 一从里尔克、歌德到杜甫在整个40年代，冯至的思想、创作与三位伟大的文人有关。其一是里尔克，其二是歌德，其三是杜甫。就接受美学而言，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