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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文化视野中的近代文学变革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近 现代 文学 研究 整体思路的转变，大众传媒与20世纪 中国 文学的关系 问题 逐渐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探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学术界寄予厚望的 理论 场域中，虽然不乏精细的微观研究，却一直未能出现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研究成果。一般而言，制约研究取得突破的阻力往往来自于某种既定的理论模式，而理论模式的权威性则体现在具体的研究范型之中。对研究进程做一简略回顾我们会发现，十余年来围绕着这一论题先后出现了以下两种研究范型：一是将大众传媒（特指近现代报刊）视做一种借以重返 历史 现场的史料，通过对“原汁原味”的报刊之文与历经“增删校订”的文集之文进行对比 分析 ，来梳理文学及文学研究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历史流变脉络，以期为“重写文学史”提供更为坚实的依据；二是从技术的角度对传媒加以观照，在对文学文本的编辑、出版、流通等环节做一深入考察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大众传媒这一深具现代意味的文学组织形式在文学生产传播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其目的就在于凭借这种技术化的视野，使被既往的思想、 政治 等主导性阐释模式所遮蔽的文学史实得以呈现。 　　可以看出，这两种研究范型均鲜明地反映出90年代近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取向：规避文学研究中的宏大叙事，倡导“回到文学自身”。然而问题在于，由于研究者们过于强调文学的自律性，在处理文学与大众传媒的关系问题时势必就会形成一种单一化的视野。换言之，他们是立足于文学的立场看待传媒，未能将其置于本体的地位予以考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近现代大众传媒所蕴含的文学史价值。那么，如何才能克服这种“瓶颈”现象，使研究趋向深入呢？陈平原先生曾敏锐地指出，问题的关键即取决于“研究者的阅读姿态与理论预设该做何调整”。 　　在这种情势下，蒋晓丽教授的专著《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巴蜀书社2005年6月版）无疑会带来重要的启示意义。这部著作将文学与传媒的关系问题追溯到了近代，由其发生而反观二者之间的复杂关联，着力于探究近现代文学断裂与延续、雅俗转换的传媒动因，所用史料丰富翔实，理论建构深邃周密，提出了一系列富于洞察力的新知新见。尤为重要的是，作者所运用的“传媒文化视野”这一崭新的研究范式突破了既有理论预设的羁绊，真正将传媒与文学这两个范畴置于平等的地位加以探察、思考，切入了论题的核心内涵，从而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示了新的 发展 方向。 　　蒋晓丽教授兼具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的学术素养，这种跨学科的学术背景使其对“大众传媒”的理解更为全面、深刻，这首先即体现于她对“传媒”与“传媒文化”这两个概念所做出的辨析、区分。在她看来，传媒的位置是二元的，既是近现代 社会 变革的结果，又是 时代 发展的驱动力。最初，作为现代化产物的大众传媒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工具的作用，成为了文化和文明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技术本身已兼具目的和手段的双重甚至多重意义，已不再是中性，而代表着一种权力和意义，对社会、对文化的渗透无所不在。”在此基础上，大众传媒进而生成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较之作为技术工具的大众传媒而言，传媒文化对近现代文学所起的作用则更为突出，它实际上已成为近现代文学变革的一种重要推动力。因此，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近现代中国文学不可避免地存有传媒的深刻印记，其自身的某些特质须追溯到与传媒的复杂关联中才能够得到合理的阐释。在这一意义上，传媒就不应再被视为一种文学的外部 影响 因素，二者之间实际上存在三大关系，即：因果关系，依存关系和互动关系。若要深入理解文学与传媒之间的这三种关系，无疑须追溯到其发生的源头，这也正是作者将论述时限定位于近代的原因所在。 　　《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从传媒的视角切入了近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现代、传统之争，在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进程中，近现代传媒与近现代文学相继生成，其间的种种纠葛大都缘自于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离合纷争。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20世纪初中国文化与文学的转型存在“断裂”说和“延续”说这样两种观点，学术界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蒋晓丽教授认为，无论是“断裂”说还是“延续”说都仅仅道出了史实的一个侧面，其实中国文学传统发展到近代既有断裂又有延续：断裂的是高雅的文人正统文学和文言表述方式，与此同时，古代的俗文学、俗文化却获得了发展的契机，完成了现代转换的任务。而在这断裂与延续之间，传媒文化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她提示我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古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一直存在雅俗之间的对峙与互动，那么为何从未实现过雅俗之间的逆转呢？原因在于占据主流的文学传播方式只适用于雅文学，这就使得俗文学千百年来得不到广泛的接受和认同，只能安于文学等级结构中的次要地位。到了近代，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