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德拉姆》中的藏文化.docVIP

纪录片《德拉姆》中的藏文化 纪录片《德拉姆》中的藏文化 　　影片开场是一个晨曦，薄雾渐渐散去，电影用一组静止的镜头，拍下了藏族小镇的清晨，有马匹、有狗、有骡马，还有来往于山路的行人以及云雾缭绕的远山。 　　异地风情录一向是纪录片中一个热门的题材，他者是其中的关键词。从二十世纪初罗伯特弗拉哈迪拍的《北方的纳努克》开始，关于边缘人群的纪录片一直受到许多导演的青睐，对于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们来说，这样的故事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将他们从现代和后现代的机械中拯救出来，以他者来确立自己的文化认同。在拍摄这样题材的电影时，许多导演小心翼翼地与自己的观察对象保持距离，尽可能维护着被观察者的原始和纯真。弗拉哈迪在谈到《北方的纳努克》时曾说过：白种人不单破坏了这些人的人格，也把他们的民族破坏殆尽。我想在尚有可能的情况下，将他们遭受破坏之前的人格和尊严展现在人们面前。在他看来，自己扮演着一个入侵者的角色，需要与其拉开距离，才能展现出完整的因纽特人的生活。 　　《德拉姆》拍摄的村庄位于西藏、云南和四川三省交界处的横断山脉，这里属于大藏族地区，是多个民族的集中地，并因为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而广为人知。如果田壮壮也采用了类似弗拉哈迪的立场，撇除外来者的痕迹，拍出来的片子内容和风格也许已经可以提前预料，必定是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旁观者的角度，将每一丝不属于藏区的踪迹剔除，还原出一个干净、纯洁的藏区，代表为青稞酒、喇嘛和朝圣者，从侧面谴责着现代文明的虚伪和飘渺。就如同陆川拍的《可可西里》，来自北京的记者最后跪在了高原上，呆呆地看着面前的荒地，美丽却无法征服，有着与外界格格不入的生存法则。最后记者离开了这片土地，牺牲了的战士按照藏族的习惯进行了天葬。 　　但田壮壮似乎刻意地远离这样的表现方式，他以一种异教徒的眼光来描述这片地区，远离原有的一切，用四年的时间融入这里，同时改变以前的表现方式。有别于其它的藏族电影，《德拉姆》并不热衷于宣传藏传佛教，影片以基督教堂为开头。低矮的房子，灰白的墙，上面有一个大大的红色十字架。教堂管理人丁大妈在饭桌前与家人讨论贷款修房子的事，谈到信仰时她说：去教堂心里会感到轻松。选择基督教作为切入点，用日常生活来去除人们对于西藏的幻象，田壮壮从一开头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不是猎奇者，不是外来者，而是观察者，注视着以前被人们忽略掉的，捡起被外界过滤掉的，用最朴实宁静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的镜头向人们传递自己看见的和思考的。片中很少运用特技，反而大量使用固定机位，唯一移动的便是镜头前的人和物，传达出一种凝视的效果，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情表达出来。 　　纪录片的选题没有盲目性，对之后来所要表现和拍摄的很多东西，都经过了相当时间的思想思考和文化沉淀我们看到的东西实际上是田壮壮感觉的结果，思考的结果。我们知道云南有无数的地方和民族，有很多的河流、流域、地区等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和兴趣在吸引我，反正每次去都觉得不太想再回来，那边真是很有趣、很迷人，有很多东西对我们有很多说不出来的感觉。田壮壮的思维已经近乎诗化，如果观察者不具有诗人最起码的感觉，那么，他就不能真正地拍出纪录片。 　　藏族有着自己的生死观。这与宗教并无太大关联，毋宁说藏传佛教只是当地思想的一个外壳，一种名称，对于藏族人来说，他们可以一字不识，却参透生死，天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里田壮壮显然在摸索一种新的表现手法，可以撇去那些已经将外人整到麻木的千人一面的仪式，让他们看到一套似曾相识却又与众不同的藏文化。 　　马帮是贯穿全片的线索，是这个被当地女教师描述为闭塞的村庄中流动的一个群体。一只骡子死了，骡子的主人为它超度，尔后将之推下了山崖。他有四只骡子，死了一只，他打算再添一只，一只与死去的一模一样的。田壮壮没有去拍人类的死，而选择了一只动物去表现这里的人对生死轮回的看法。影片对细节的使用举重若轻，在这里，每一个生灵都是有灵魂的，马帮的人心疼他们的骡马，就足以表现出这里人们的信仰，一草一木皆是神明，这就是这里的哲学。不需要再去庙宇去葬礼，含蓄到了尽头便是心灵的顿悟。他所描写的日常生活，让人耳目一新。把那些分散、孤单、零散、支离破碎但是充满性格魅力的东西，完整地整合在影像里。 　　《德拉姆》没有使用解说词，在纪录片中，解说词的主要作用是引导观众跟随导演的观察思考。比起电视纪录片，在电影记录片中，旁白的使用一向是有节制的，法国电影《迁徙的鸟》中的解说则向诗学的方面发展，如同配合着画面念出一行行诗歌。《德拉姆》则完全摒弃了解说词，依靠画面语言和受访的人物来传达导演想说的话。片中受访的主要人物有牧师、教徒、马帮成员、牧民、孩子、喇嘛等等，所说的语言也不是汉语，导演把话语完全交给了他们，让他们自己去讲述，虽然语言并不华丽，有的地方还很粗糙，但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