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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 　　刘再复在世纪之交批评张爱玲的创作和夏志清的《 中国 现代 小说史》的论文中写道：“80年代，大陆一群思想者与学人从文化大革命的巨大 历史 教训中得到 教育 ，知道放下 政治 斗争留下的包袱与敌意是何等重要，换句话说，批评应当扬弃任何敌意，而怀着敬意与爱意。对任何作家，不管他过去选择何种政治立场，都可以批评，但这种批评应当是同情的，理解的，审美的。80年代的这种思路，到了90年代，似乎又中断了。大陆有些作家学人，刻意贬低鲁迅，把左翼文学和工农兵文学说得一钱不值，与此同时，又刻意制造另一些非左翼作家的神话，这在思维方式上又回到两极摆动的简单化评论。现在真需要对90年代大陆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写作有个批评性的回顾。”(注：刘再复：《评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见李陀、陈燕谷主编《视界》，第7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弄潮儿，刘再复的这一反思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刘再复对于80年代“审美主义”和“纯文学”的观念仍然深信不疑，但是他对于90年代文学史写作所表达的不满及其提出的 问题 却值得思索。由刘再复通过对张爱玲的创作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重新评价而提出的90年代文学史写作问题，确实意味深长。它甚至可以被视为某种具有历史路标作用的书写。因为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实际上，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构成了大陆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最重要的动力，它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大陆的“重写文学史”运动，同时在“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上具有明显的规范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它意味着当代文学史典范的变革。它以对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等人的发现和推崇，确定了“重写文学史”的坐标和界碑。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史写作留下了大量的空白，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构成了有趣的对照和潜在的对话关系。这种张力为“重写文学史”留下了大量空间和充分的合理性。然而，到20世纪末，由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所开启的“重写文学史”已经充分释放和耗尽了它所积蓄的历史势能，空白之页已经充分填补，并且作为一种“文学史的权力”已经走到了另一个遮蔽与压抑的极端。 　　“重写文学史”成为一个明确的口号和明显的潮流是在1988年7月《上海文论》第4期上陈思和、王晓明主持的“重写文学史”专栏。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在这一专栏下发表了一批具有强烈的“重写”色彩的论文。“重写文学史”这一口号的提出构成了“重写文学史”运动的高潮。“重写文学史”的正式提出和成为潮流，是在1988年，可是，“重写文学史”的“辽沈战役”却打响于1985年。“重写文学史”的提出者之一王晓明明确地把1985年在北京万寿寺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 创新座谈会”和在会上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视为“重写文学史”的“序幕”(注：“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我们第一次看清了打破文学史研究的既成格局的重要意义”，见王晓明《主持人的话》，《上海文论》，1988年第6期。)。这是符合“重写文学史”的历史实际的。而“重写文学史”的起点则更可以追溯到1978年前后对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以及“文化大革命”“左”倾文艺路线的否定。正是通过对于“左”倾文艺思想的否定与批判，1979年，《上海文学》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为文艺“正名”(注：对《纪要》的否定是从对“题材决定论”的批判开始突破的，而以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构成了对《纪要》的彻底否定。1978年5月20日出版的《人民文学》(1978年5期)在“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专栏下发表了林默涵1977年12月29日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文学工作者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座谈会上的发言《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等一组文章。《上海文学》1979年4月号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否定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并且强调文艺本身的 规律 。)，强调文学的内部规律，重新解释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陈思和正是这样来正确地理解“重写文学史”的脉络的：“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并不是随意想像的结果，近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确实走到了这一步。……这在当时是出于拨乱反正的政治需要，实际上却标志了一场重要的学术革命。”(注：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文学评论家》1989年2期。“重写文学史”的政治实践意义在当时是不言自明的基本共识，并不是陈思和个人的看法。作为《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的编辑，毛时安更清楚地认识到“重写文学史”的政治实践意义：“重写文学史专栏的筹划和出台，并不是出于编辑部的心血来潮，更不是某个人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