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感觉”到心理分析——重审“新感觉派”的都市性爱叙事_0.docVIP

从“新感觉”到心理分析——重审“新感觉派”的都市性爱叙事 【 内容 提要】 中国 30年代的所谓“新感觉派”小说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对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借鉴或移植。以刘呐鸥、穆时英与施蛰存等人为代表的创作实际上是 现代 中国文学转型时期的特定产物，他们各自展开的都市性爱叙事在其本质上也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中国的所谓“都市”一直是传统农耕文化与西方都市文化相互杂交的一种混合体，30至40年代的上海就处于这种状态之中。被人们共称为“新感觉派”小说家的刘呐鸥、穆时英与施蛰存等人的笔下所展示的就是这种混合状态下的所谓“现代都市人”的种种生存境遇。但是，具体比较而言，不只是他们的创作与日本的“新感觉”小说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就是他们彼此之间在精神取向和叙述特征上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其各自的差异应该区别开来以作更为具体的 分析 。 通观近现代日本文学史可以发现，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以横光利一、片冈铁兵、池谷信三郎等人为代表，包括川端康成在内的所谓“新感觉派”其实并不能算作是一个典型的文学流派。严格说来，这类作家之所以会被相对归结在一起，是因为他们的创作普遍显示出了区别于此前的 自然 主义（或“私小说”）、现实主义及浪漫主义等等创作的“新”的特征，这种“新”主要就表现在其突出的“现代主义”精神取向及其手法的运用上。如果说现代主义以前的文学在其根本点上还多显示为“对于人的价值意义的充分肯定”的话，那么“现代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对于人自身存在的依据及其价值意义开始表现出普遍的怀疑”。在“现代主义”看来，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非但没有把自身引向真正的“解放”之途，反而因为理性的日益技术化而使人逐步异化成为了其对象物的奴隶，伴随着物质世界的膨胀和繁华，人的精神却在不断地走向萎缩和破碎。所谓“回到感觉”，其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地摆脱外在物质世界对于人的束缚和压制。日本作家中较早接触西方现代主义并付诸实践的应当是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等人，针对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的“客观化叙事”及浪漫主义的“绝对的主观抒情”，永井开始倡导无善无恶的“感觉主义”，他说：“我只想作为爱形’的美术家而活着。我的眼里，没有善也没有恶。我对世上所有动的东西、香的东西、有色的东西，都感到无限的感动，以无限的快乐来歌唱它们。”其他作家如横光利一、片冈铁兵等人也多是在这样一种思潮的 影响 之下来展开自己的创作的。从日本文学整体的 发展 历史 来看，这批作家也并非全然是坚定的“现代主义者”，他们实际上是处在文学转型的某种过渡带上，既愿意积极吸取当时西方最新的 艺术 思潮（比如意识流或象征派），同时又并未完全褪去既有文学精神的底色，所以他们的创作在总体上与此前的“私小说”有着非常相似（甚至基本相通）的一面。只不过“私小说”尚包涵着对于人生意义的探求和追寻，而“新感觉”小说则并不刻意地去追求生命的价值意义而已。如果我们把被称为中国的“新感觉派”作家的刘呐鸥、穆时英与施蛰存等人也放置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来加以考察的话，可以发现，这些作家其实也处于一种中间过渡的状态之中。尽管他们主要还停留在“摹仿”的层面上而未能对现代主义达到某种程度的自觉，但是上海所特有的都市环境与商业化氛围也确实能激发起他们和日本“新感觉”作家们的某种共鸣。值得注意的是，刘呐鸥或穆时英等人的创作虽然也显示出了人生无常、及时行乐、追求感觉的刺激，以及着力表现现代都市人的内在焦虑与虚无情绪等等的特征，我们却不太容易从这类叙事中体验到日本作家的那种对于“人”自身的深刻怀疑，以及力图超越于感觉之上来反观这种感觉，或者尽可能地从“人性”的自然形态之中来开掘“美”的成分等精神质素。停留于感觉层次和以感觉为“中介”来求得精神的超越是有根本区别的。施蛰存回忆他们当年的创作情形时曾说：“刘呐鸥带来了许多日本出版的文艺新书，有当时日本文坛新倾向的作品，如横光利一、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等的小说，文学史、文艺 理论 方面，则有关于未来派、表现派、超现实派，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文艺论著和报导。在日本文艺界，似乎这一切五光十色的文艺新流派，只要是反传统的，都是新兴文学。刘呐鸥极推崇弗里采的《艺术 社会 学》，但他最喜爱的却是描写大都会中色情生活的作品。在他，并不觉得这里有什么矛盾，……刘呐鸥的这些观点，对我们也不无影响，使我们对文艺的认识，非常混杂。”这也进一步说明刘呐鸥等人对于日本“新感觉”小说的理解尚停留在比较表面的层次上，而未能真正接受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底蕴。 一 都市背景中的性爱消费：刘呐鸥 刘呐鸥唯一的小说集是《都市风景线》，主要以初具现代都市规模的上海的诸种生活图景为表现对象，其中，都市男女的情爱景观是其着力描绘的核心内容。此类作品中，刘呐鸥着重强调的是人物活动的“现场感”和现代都市瞬息万变的“繁复感”。淡化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