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认同构造的现代文学“乡土”.docVIP

作为认同构造的现代文学“乡土” 作为认同构造的现代文学乡土 　1 　　在中国新文学的萌蘖、发展中，乡村生活与记忆一直是强韧而活跃的创作资源，如果定要从中国新文学中指认某种主潮或主流的话，当非乡土文学莫属。无论作者队伍的知名度、影响力，还是作品的数量与质量，乡土文学均独占鳌头。 　　现代人意识中的乡土，背后往往有城市的挤对和压抑，对乡土的怀恋与自卑亦由此而来。马克思曾把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视为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融合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今天。但中国的情况有些特殊，虽然城市在商代就已出现，《战国策赵策》中即有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的记载，但不知为何，在文学的视阈中，城市一直无法构成对乡土足够的威胁与挑战。这或许跟古代城市的建造往往出于政治、军事的需要有关，不像现在主要是为了发展经济与交流。古代城市大多居于战略要地，与乡村一样封闭自守。在社会构成上，无论是总体的官民结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血缘、伦理纽带，均可见出乡村宗法结构的投影。由于城乡对峙的模式始终没有确立起来，乡土在古人那里便停留于一种模糊的状态。它天然自足又无知无觉，即使如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样带有明显城乡对比意味的细节，其描述的重点亦不在乡土，它更像是大观园中上演的一出喜剧事件，最终淹没在曹雪芹对人生变幻、世事无常的思索之中。 　　虽然古人并未形成对乡土的自觉，套用佛家用语，即计名字相，但思乡的传统却甚是发达。乡思的冲动，可追溯到农业社会孕育的安土重迁的文化心理。幅员辽阔，交通落后，然而迫于兵役、考试及游宦制度，人们每每要远离故土，于是便出现了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之类的句子。最脍炙人口的，要数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了。在举头、低头间，乡思的涌动几乎成了古人在孤独、怅惘情绪中的条件反射。这类敏感、自然的（审美）反应为中国现代作家所承继，乡土由是凝聚了深沉的集体归属感。 　　另外，因道家独善无为及退隐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广泛渗透，与自然交织、混同的乡土无形中又附上了抗衡权力的象征资本。文人在现实中碰了壁，喜欢到田园山川中寄托情愫，释解忧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便是这种心态的写照。在此可见出一种广义的原乡情结与抒情范式，依王德威的诠释：原乡中的乡，较之本来的故乡，涵义已发生了变化，它不仅只是一地理上的位置，更代表了作者所向往的生活意义的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这跟后来京派文人的乡土书写颇有会心之处。30年代沈从文曾坦然自称乡下人，它让人想到陶渊明的归隐。任凭岁月荏苒，人心却又何其相似！在沈的从容与自信背后，乡土自古以来所附着的对抗权力的象征应该给了他不少底气吧。 　　乡土在中国文学史上并非（本土）创作自觉的产物，这是一个现代的概念。简单地说，乡土从暖昧趋向明朗和尖锐，系由现代性的焦灼与想象激发而来。 　　该如何把握乡土文学？三好将夫在讨论现代日本文学时指出：日本文学正像任何其他国家和区域的产品，只是当它与时空的界限相联系时，才有可能加以界定。它也许十分显而易见是日本的；但它的构成并不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神圣与绝对的纯而又纯。这一思路同样适用于中国的乡土文学，只需将引文中的日本文学换为乡土文学、日本的换作中国的即可。就空间范围而言，乡土文学系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这是我们（后发的）乡土文学的生长语境中不容忽视的部分；另外，美国乡土文论的核心概念local colour直译过来便是地方色彩，后者自周作人正式提出后，已成为国内乡土文学研究公认的关键词。丁帆的《中国乡土小说史》便以三画四彩对乡土文学进行概念阈定，认为浓郁的地域色彩和风俗画面是现代乡土小说赖以存在的底色。话语旅行中的挪用、误解与变异提示我们，中国的乡土并非如其表面呈现的那样封闭自足，背后实潜伏着西方的纠葛与参照。这一参照在1990年代以来发生了变化，虽然西方的渗透与影响依旧存在，但它对文学乡土的宰制已大大下降。包括乡土似乎不可或缺的风格标签地方色彩亦疏淡了不少，市场的崛起在此起到了犹如戒条解构的作用：这是一个唯我独尊的时代。 　　我并不赞同杰姆逊教授所谓第三世界的文学都是民族寓言的判断，但就乡土在中国的发现和规划（文学意义上的）而言，这一观点却不无洞见。作为新的文学风景，乡土在中国的崛起并非工业化、城市化的自然产物，这与经典意义上的世界乡土很不相同；我们所谓的乡土，其形象是随着国家、民族意识的自觉、炽热而逐步清晰的。不理解这一点，便无从解释为什么乡土在中国会突然从混沌中跃出，而此前它和城市并峙了几千年却懵懵懂懂、相安无事。在此，外来的刺激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清末以来，中西对抗过程中中国一系列的挫败、屈辱以及暴露出的黑暗与负面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