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百年来汉字学研究的历史反思_0.docVIP

对近百年来汉字学研究的历史反思 肇始于春秋战国 时代 的汉字学已经历了几千年漫长的岁月。今天，当站在新的 历史 台基上回首汉字 研究 的遥遥历程时，我们既为它在具体汉字材料的研究上取得的累累硕果而感到欣慰，也为它在 理论 体系上的苍白以及潜伏的危机而抱有深深的焦虑。 东汉末年，我们已有《说文解字》这样的辉煌巨著，直至今日亦研究汉字时，仍把它作为必备的 参考 书而置于案头，但它其实只是—部离析性考释的著作。在清朝末年，深埋在地下几千年的殷王朝历史档案——甲骨文重返人间，文字学家把这种材料与历代出土的金文材料、传世的古代 文献 相结合探讨汉字 问题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这些成果大都是属于文字事实研究方而的，在汉字理论建树方面，远不及文字事实的研究那样景气。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汉字学，特别是近百年来的汉字学在理论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的有以下两点： 一、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 清末以前，传统文字学（即小学）只是经学的奴婢。人们殚精竭智研修小学，主要是为了通经。清朝末年，受西方学术思潮的 影响 ， 中国 的文字学家们致力于建立—门独立的汉字学，企盼把小学从经学中解放出来。 当时及后来，泛滥于思想界的，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人们大都认为， 现代 化是单元的，现代化即等于西方化。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诞生和 发展 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字学，必然带上欧洲中心主义的深深的胎记。 与古代文字学家不同，清末以来的文字学家接触了西方文化，大体弄清了西方文字的面貌及其历史。既然现代化等于西方化，既然西方文字和它的历史呈现出特定的样态，那么，中国的文字学家们在探讨汉字的理论问题时，就会 自然 而然地向西方文字“认同”。 （1）汉字的“形”不能单独直接表达概念 西方拚音文字不是以形表义的，而仅仅是表音的，它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它对语言有极强的依赖性。既然如此，汉字也应是这样。于是中国的文字学家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汉字“不能单独直接表达概念。”（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3页）这样的主张不是个别的，而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有的文字学家断然说，文字可以直接表达概念的主张，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斯大林又进一步指出：“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基础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一般的文字学家认为，斯大林所说的思想的自然基础，仅仅是指有声语言。这样，认为汉字可以直接表达概念，那就是离经叛道的。 可是，近年来，通过对聋哑人和失语症患者的研究，人们认识到，语义同物质手段的联系是多维的。这样的物质手段，可以是声音形式，也可以是文字、手语形式。现代心 理学 的实验也证明，认读方块汉字可以直接从图象获取意义信息，不像认读拚音文字那样，必须通过语音的 分析 才能了解意义。 正因如此，我们相信著名语言学家帕默尔的这句话： “（汉字的）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而不是通过口头词再去表示概念”。 （2）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简化 西方文字大体经历了图画文字（古代埃及文字）、表词文字（古代埃及文字）、音节文字（古希腊文字）和音素文字（古布腊文字，拉丁文字：希腊音素文字起源于腓尼基文字，而腓尼基文字是在古代埃及和克里特·迈锡尼文字影响下形成的；拉丁文字又源于希腊文字）这么几个发展阶段。就书写单位来说，西方文字的发展趋势是绝对的简化。 在此启发下，又兼看到了汉字中的一些简化现象，于是文字学家们立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今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日益简化。 但是，汉字的事实似非如此。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的繁化现象是大量存在的。比如在殷商时代，“祖父”的“祖”只写作“且”，语气词“唯”只写作“佳”，“考妣”的“妣”只写作“匕”或“比”。这类现象决不是罕见的，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与西方文字书写单元的一味简化不同，汉字书写单元的演变走的是一条自己的路，它是既简又繁。吕叔湘说：“讲到字形的演变，可以说是既有简化，又有繁化。简化指减少笔画，为的是写起来方便。繁化指增加偏旁，为的是区别字义”。（《语文近著》145页）这样的看法是比较符合汉字发展的特定状况的。 汉字为什么会取这样的发展道路呢?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则是中国文化宏观背景的影响。中国文化有一种基本的特征，即是调和持中，它制约着我们汉族人处理问题时的方式。比如，古人在处理 政治 问题时，既不一味的“宽”，也不一味的“猛”而是讲究“中和”，要“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古人认为，这样才能处理好政事。又如在为人上，古人认为既不能太“质”，否则就过于“野”，也不能太“文”，不然就过于“史”，要取其中，即“文质彬彬”，这样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君子。再如在处理“中学”和“西学”这对矛盾时，人们大都主张“中学”为“主”为“体”，而“西学”为“辅”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