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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需要什么样的评论 中国社科院的李建军，很多年前，寄给我们批评长篇小说的稿子。一读，就知道这位作者对路子，《文学自由谈》添了新同志。他的文章，很勇敢，说三道四全然无顾虑，又很单纯，没有绕进文坛的人际关系。他曾宣称，他景仰的文人中，鲁迅第一。可能是爱屋及乌，这个乌，是鲁迅先生乌黑的胡须。于是，印象中的李建军，上嘴唇总养着一撇鲁迅式的短胡。我其实不是要说他的胡子。想说的，是他做评论的状态。有一段时间，他张扬李四，质疑张三，除了整体的估价，更多的是，从作品的细部辨认黄金与黄铜，很详实，不虚乎，常叫人有板上钉钉的感觉。比如他拿一些名家的长篇作靶子，很像是显微镜下使解剖刀，或者说人家这个词用“过”了，那个词用反了；或者说人家这句话叠床架屋了，那句话残缺不全了。总而言之，话不留情，却都在理，又含着见识。便觉这样就好，无论对读者，还是对作者，隔靴搔痒、隔山放炮的废话越少，就越有警醒和提高。 　　但是有一天，我俩通电话，我却鬼使神差地劝他改弦易辙。我说，不要学我，给人改稿，终无出息。就连一些有志向的编辑，给别人改了几年稿子，往往都洗手不干，当作家去了。作为评论家，吹毛求疵于作家的字、词、句，你说得全对，也不显得你多高明；你部分说对，或不小心大部说错，肯定反落话柄。所以，偶一为之，可以。但如过于上心，当作正事来做，只会像背人爬泰山，流大汗、挣小钱，费力不讨好。 　　其实，我这样说，并不是希望他减弱自己的斗志，只是希望他改进自己的战术。 　　建军显然不以为然，但并不驳我，听他电话里时而浅笑两声，表示出他的大度。不过后来慢慢发现，他的批评文字，似乎有意无意在减少甚或避免从前的“琐碎”。于是让人感觉，不断修炼自己的李某人，已渐渐显露出大牌评论家的气象。 　　大牌评论家动笔，异于寻常写手的地方，甚多。最突出的特征，可用“宏大叙事”概括。这四字无须过多解释，也不必四处搜罗例子。从一段时间内的文艺类报纸上，你可以找到许多范文。尤其是隔三岔五，整版整版地弘扬某人某书，则通常是宏大叙事的集中展演。此外，在各式各样的文学研讨会上，亦可随时欣赏到宏大叙事的丰采。对此，想必各位看官都已多有领教，这里不做罗嗦的描绘。 　　只想说，宏大叙事，语声高亢，属于主旋律；词藻高蹈，适合打广告。之所以能大行其道，绝非偶然，是商品经济时代的产物，深得上下左右各色人等的青睐。发展下来，自然而然就成了评论的一种格式和尺度。 　　有一回，在北京研讨天津作家王松的小说。事后一家报纸要刊出发言“纪要”，我于是免了客套，整理出一段话，大意是：我和王松虽同居一城，平日各忙各的，反倒没有机会聊天。前年，看过他一部小说，有几句阅读心得想说给他，因无缘碰面，故至今未遂。那部小说是一次参观活动的产物，我一直觉得，写作者平日深居简出，干活儿辛苦，偶遇热闹场合，完全可视为呼朋引类的放松与调节。从组织者的角度看，采风之类，无非是行为艺术范畴内的表演。既是表演，张罗者全有目的。作家们被盛情相邀，写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的，投桃报李，用文字“配合”一下，倒是说得过去。而惟有小说这种样式，作急就章式的呼应，则大不合适矣。所以趁今天祝贺王松的机会，说出一直想说的话——作为已经步入成熟期的小说家，已经成为不容文坛忽视的小说家，一旦进入创作的构思与操作，最好能以一种纠缠般的劲头，揉搓自己熟悉的题材。凡属陌生领域，又未经先行吃透，则应避免涉足。姑妄言之，仅供王松参考。 　　我这样说，哪里只是让王松参考。因为王松这回的写作，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其实是个偶然，此前在题材上，不曾有过功利的表现。但就整个创作界看，并非个案，说给大家，或许有用。但等到“纪要”出笼，独独少掉这段话。记得那日与会者叙事多宏大，颂词满堂飞。我的试图不同的声音，其实取舍已定，自无发声可能。常言说，世道如何如何，瞧瞧各类研讨会，对文坛之世道，也就可窥一斑。 　　宏大叙事，以鼓励作家为己任。其实，作家是不用鼓励的，尤其不宜用宏大叙事的方式去鼓励。依我多年体会，很少有作家真心诚意地当自己是学生。他叫你“老师”，可能出于出道不久的礼节。羽翼丰满之后，仍尊你为师，往往已演变为一种调侃。所以，对于作家的创作，你不妨实话实说，完全不必用虚话宠他。也是一次在北京参加研讨会，庆贺重庆作家张于新书问世。此书图文并茂，皆出自张于之手，令与会者惊呼一片。有人说，昨晚拿到书，大受震撼，彻夜难眠，今天来的路上，还收脚不稳，连翻几个跟头。据我耳闻，张于好身手，又能写书又能画画，实在多才多艺。他的文章好，能签高版税；他的油画好，能卖好价钱。我当场受左右感染，也特别想赞美他，而费劲想出的好话，却全有人先我出口。但见张于还算扛得住，花言美语的颂歌前始终面带谦恭。我犹豫半天，还是说了一段非表扬的话： 　　张于出版了一本展示他才华的书，今天又收获到丰富的鼓励。这是不容易的。很为我的巴蜀老乡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