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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政治新探：以诏令为中心 发布日期：2012-08-21 原文刊于 万明 诏令是古代官方档案文书性质的第一手资料，是古代政治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文献。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制下，权力之链的顶端是皇帝，皇帝发布的诏令即“王言”，是帝国最高决策的表现，也是最重要的法律形式。自秦汉以来，国家意志由诏令体现出来， “以文书御天下”的治理模式久已存在。因此，历朝历代国家政治体制的构建及其运转，都是依靠诏令的形成、下达与执行来实现的。诏令是古代政治的核心，它的形成过程与政治决策过程是同一的。围绕诏令，可以映现政治体制建立与演变的全过程。明代由于平民帝业的建立，更凸显了其特殊意义。 明代政治起源于洪武朝，一代政治体制的构建，成于洪武朝。学界普遍认为，洪武年间是中国君主专制高度发展的典型时期。沿袭自秦汉以来“以文书御天下”的治理模式，洪武朝诏令数量繁富，而且大量诏令为皇帝所亲撰，极具特殊性[①]，对有明一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治过程赖以运行的动力是权力，诏令是皇帝权力的具体表现。帝国通过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诏令形成与下颁而运行，有关重大政务的决定是以诏令的形式出现。根据广义的诏令概念，包括皇帝或以皇帝名义发布的诏、敕、诰、谕、榜文等所有各种类型的下行文书。[②]?就所涉地域而言，洪武年间诏令遍及全国各省府州县以及周边各国，依靠诏令的传达实施对国家与社会的全面治理。围绕诏令形成和下达执行的过程，就是明初政治决策的过程，伴随一系列诏令的形成，最具意义的无疑是新体制的建构。 诏令作为表述明代政体形成认知的概念，是明代政治史的中心链条。以往明代政治史研究聚焦的明代皇权乃至皇权与相权之争，以及所谓内阁和司礼监的对柄机要，[③]?都与诏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可印证诏令确实是明代政治之关键。明代诏令如何形成的问题，也就是明初政治过程的各项决策如何产生的问题，从中可以了解明代中国的整体建构乃至政治过程的实态。然而，迄今未见从诏令这一关节点出发对明代政治的探讨。有鉴于此，本人在近年主持进行《明大诏令集》（洪武朝）课题，初步收集整理明太祖诏令的基础上，不揣冒昧，尝试以诏令作为明代政治史新的研究视野，通过明太祖亲撰诏令为中心，[④]结合其他史料，考察明初政治过程实态，进而探讨明代政治体制的建构与重构。 ? 二、诏令所见政治过程实态 明太祖《即位诏》昭示了明帝国的建立。这一《即位诏》，见在《明太祖御制文集》之中，是以明太祖亲撰形式存留于世的。[⑤]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今文武大臣，百司众庶合辞劝进，尊朕为皇帝，以主黔黎。勉徇舆情，于吴二年正月四日，告祭天地于钟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以是年为洪武元年。[⑥] 从《即位诏》，我们可以了解明代体制建立之初，经历了臣民拥戴的过程，这是合法化皇帝建立政体的开端。《明太祖实录》记载：?“吴元年十二月癸丑，中书省左相国、宣国公李善长率文武百官奉表劝进”。[⑦]这一程序与历朝没有不同之处。古代皇帝的合法化，要履行一定的程序，即有臣庶的“合辞劝进，尊为皇帝”，才有即位之合法。“众庶”只是名义上的，实际参与“合辞劝进，尊为皇帝”的，只能是“文武百官”。标志在帝国建立之始，君臣共同选择了国家体制——帝制。君臣之间确立了各自的名分，也建立起一种默契，在开国之始明确由皇帝诏书表达了出来。 明代政体的建立，采取了先沿袭后改革的方式。“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纲纪尽系于此”[⑧]。后来，明太祖以诏令的形式说明：“当即位之初，会集群臣，立纲陈纪，法体汉唐，略加增减，亦参以宋朝之典”[⑨]，明初国家政治体制，是对汉、唐、宋代的延续，而最重要的，是“会集群臣，立纲陈纪”的结果。 从诏令的起始语来看，明太祖改元朝诏书的起始语“上天眷命”为“奉天承运”，?启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一直在帝制中国沿用了五百多年。《明太祖实录》载： 上以元时诏书首语必曰‘上天眷命’，其意谓天之眷佑人君，故能若此，未尽谦卑奉顺之意。命易为 ‘奉天承运’，庶见人主奉天命，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⑩] 《尚书》称“敕天之命”，也就是奉天而行的意思。明太祖正是用此意。明人余继登曾指出“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11]?揭示明太祖更改诏令起始文字的真实用意。诏令文字的重要更改，似乎把明太祖尽心奉顺天命、不敢自专的心理充分表达了出来。无独有偶，明初宫殿大门命名为“奉天门”，正殿命名为“奉天殿”，自然可以说是出于同样的心理。沈德符曾评述说: 按太祖‘奉天’二字，实千古独见，万世不可易。以故《祖训》中云:皇帝所执大圭，上镂‘奉天法祖’四字，遇亲王尊行者，必手秉此圭，始受其拜。以至臣下诰敕命中，必首云‘奉天承运皇帝’。太宗继之。[12] 明太祖对于诏令起始句的改革，是诏令程式的一大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