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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契丹人的父子连名制 ——以近年出土的契丹大小字石刻为中心* 刘浦江 契丹人的名字习俗是一种久已湮灭无闻的民族文化，从汉文文献中几 乎完全看不出它的丰富内涵。1 笔者近年通过对契丹文字石刻资料进行系 统的梳理，并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和方法，揭开了从不为人所知的契 丹父子连名制的奥秘。2 契丹文字碑刻中所见契丹人名字，通常包括乳名（直译为“孩子名”， 辽代汉文文献多称为“小名”或“小字”）、第二名（辽代汉文文献一般译 称“字”），全称时则第二名在前，乳名在后。通过对契丹大小字石刻资料 进行系统的梳理，笔者发现契丹小字的第二名词尾分别由 、 、 、 、 五个原字构成，在契丹大字中发现的第二名词尾用字 则与契丹小字 的用法相同，这说明契丹人的第二名词尾是由某些特定音节构成的一种附 加成分。分析这些词尾用字的音值，可 以从中看出两个显而易见的规律： 第一，所有契丹大小字第二名词尾附加成分均含有一个基本音值-n ；第二， 目前发现的五种第二名词尾附加成分具有比较明显的互补关系，想必是为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 “契丹文字与辽史、契丹史：跨学科的民族史研究”（项目号：07JJD770090 ）成果 之一。 1 以往辽史学者根据《辽史》等汉文文献对契丹人名字所作的种种诠释，均未能揭 示它的真谛。参见都兴智：《契丹族的姓氏和名称》，《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0 年第5期；张国庆：《略谈辽代契丹人的命名习俗》，《博物馆研究》1991年第2期； 冯继钦：《金元时期契丹人姓名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年第4 期。仅有个 别民族语文学家注意到契丹人名字的某些规律，聂鸿音曾从汉语音韵学角度对《辽 史》所见契丹人的字的词尾附加成分进行过分析，认为契丹人的字反映出契丹语有 -n和-in两个名词附加成分，并指出契丹人的名和字之间一般没有汉人名、字之间那 种词义上的联系，而大多仅表现为某种词尾的转换，见聂鸿音《契丹语的名词附加 成分*-n和*-in》，《民族语文》2001年第2期。 2 刘浦江、康鹏：《契丹名、字初释——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文 史》2005年第3辑，219—256 页。该文有日译本，饭山知保译，刊于日本《唐代史研 究》第10号，2007年8月，47—71页；又有英译本，殷宏译，待刊。 1 了契合元音和谐律的需要。这些现象暗示我们，契丹语中的各种第二名词 尾附加成分应该具有同样的语法功能，它们很可能是属格后缀。 在成功辨析出第二名词尾的附加成分之后，接下来笔者从若干种契丹 大小字墓志所记载的墓主世系里看出了一个有趣的规律：在契丹人的某些 父子的第二名和小名之间，存在着词法意义上的相同形式的关联，即父亲 的第二名与其长子的小名是同根词，前者的惯用词形均为后者添加属格附 加成分的形式。这种情况提醒我们，在契丹族的历史上，一定存在某种从 不为人知晓的父子连名制。但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类型、什么形式的父子连 名制，则必须向文化人类学去寻求答案。 杨希枚先生认为亲子连名制理应具备以下两类四型：子连亲名之亲名 前连型（某之子—某）、子连亲名之亲名后连型（某—某之子）、亲连子名 3 之子名前连型（某之父—某）、亲连子名之子名后连型（某—某之父）。 但 他当时构想的亲连子名制，基本上还停留在理论假设的阶段，未能在人类 学资料中找到相应的例证。关于亲连子名之子名前连型，目前能够看到的 最典型的民族学资料当属佤族，佤族人的父子连名制可以表达为BA—CB —DC 的公式，与杨希枚先生所设想的“某之父—某”型的亲连子名制基本 吻合，只不过被省略为“某（之父）—某”的形式罢了。4 这一类型的连 名制还见于瑶族和纳西族的少数地区，5 以及婆罗洲的肯雅族(Kenyah)和 达雅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