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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创时期人文社及新中国文学出版体制构建 　　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用过这样的宣传语：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这倒并非是言过其实之辞，在文学走向体制化的时代中，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不仅仅是一家出版企业，它从创立便是国家意志和文学出版整体规划的体现。从这个角度而言，研究它的历史形成，也是了解新中国文学出版体制构建的关键 很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一份《人民文学出版社社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打印稿，会议记录之外，它还包含五个附件：本社组织条例，1951年度编制表，本社1951年6月至12月生产及财务概算、本社1951年6月至12月资金周转估计表，本社出版权授与报酬暂行办法，本社薪给暂行表。这份文献资料涵盖这家出版社草创时期编辑出版方针、人员组织构成、财务预算、版权授予以及工作人员薪金等多方面内容，是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史料，本文不妨从它说起 一、人文社社务委员会 这份资料显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是在1951年6月5日下午4时至7时于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会议室举行，出席人员有：叶圣陶、沙可夫、巴金、沈静芷、金人、华应申、冯至、曹靖华、冯雪峰、蒋天佐、王淑明、许觉民。因事缺席者：丁玲。会议主席是冯雪峰。冯雪峰首先报告：“本社自今年一月份开始筹备，陆续将各部机构建立……”在他讲话的第一条谈到的就是：“本社社务委员会的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与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会商决定社务委员名额十一至十三人。现已聘请了十二人。今天是社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共出席委员十一人，另外特请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和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的首长出席指导（出版总署由叶圣陶副署长出席，文化部因沈雁冰部长有事，由沙可夫同志代表）。” 人文社社务委员会是个值得注意的组织，在以往的文献和人文社诸位元老（楼适夷、许觉民、王士菁等）的回忆里，都没有提到过它。在巴金、冯雪峰、丁玲等相关人的年谱里，也不见记载。不知道人文社现存的工作档案中，还保留多少社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我看到的仅仅是第一份，因此，难以断定这个社务委员会究竟存在多久。对此，当然可以解释为，社委会并不重要，可以被忽略。这个说法，对于有很多兼职的巴金、丁玲这样的社会名流而言，还说得通。然而，对于人文社，从社务委员会的功能而言，似乎并非可有可无，不仅如此，它甚至是人文社大政方针的决策组织 按照1951年6月5日社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条例》规定：“人民文学出版社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及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共同领导，有关方针、计划等原则问题，由双方共同商决，其日常行政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领导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业务范围为出版文学图书、杂志，以现代文学为主。”该条例规定，出版社设社长一人，副社长二人，下设总编辑一人，副总编辑若干人。条例第四条、第十条，则规定社务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责： 四、人民文学出版社社务委员会，委员十一人至十三人，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与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同聘任之。社长兼主任委员 七、社务委员会每三个月开会一次。遇必要时，得提前或延期召集之。其职责为： 1. 通过工作方针与计划，并检查其执行情形； 2. 通过各项重要章则； 3. 通过预决算； 4. 讨论其他重大事项 很显然，这个社务委员会功能是为该社建章立制，决定大政方针，是人文社的“人大”，权力不小；而且社务委员，“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与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同聘任之”，也是由权威政府机构聘任，绝非任意组成，足见它的重要性和权威性 设立社委会，由该社主要领导、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组成，这是当时国家一级的几个出版社通行的管理办法。在出版总署当时发布的文件中，能够看到其他出版社采取的也是这个模式。如“直属出版总署的国营出版企业”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社都有社委会，“人民出版社的组织应包含社务委员会及编审、出版两主要工作部门。社务委员会委员，社长及主要负责人由出版总署选派。人民出版社的预算，决算，工作计划须经出版总署核准，并应每三个月一次（1、4、7、10月上旬）向出版总署提出上一季的工作报告。”①“人民教育出版社由教育部与本署共同领导，设社长、副社长、社务委员，由教育部与本署（指出版总署――引者）共同提请政务院批准任命之，并组织社务委员会，编辑、出版教科书及其他教育读物。”“人民美术出版社由文化部与本署共同领导，设社长、副社长、社务委员，由文化部与本署共同提请政务院任命之，并组织社务委员会，编辑、出版各种美术出版物。”②由此可见，社务委员会并非是虚设，而是写入每个社基本建制中，作为建制一部分的重要组织 人文社首届社务委员为十二人。丁玲缺席，现、冯雪峰、蒋天佐、许觉民、丁玲等，都是人们比较熟悉的作家、翻译家，不必过多介绍。王淑明也是一位老资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