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研读心得（第三次上课）20091023.docVIP

經典研讀心得 （第三次上課）2009/10/23 Realist Criminology―Radical in Its Analysis, Realist in Its Policy 左派實在論：激進的的分析，實在的政策A square of crime）（圖示），涉及警方和其他社會控制機構、大眾、犯罪人與被害者之間的互動。主要的社會關係就是警方和社會大眾決定了治理功效的關係；被害者和犯罪者決定犯罪所產生的衝擊；國家和犯罪人是累再犯間關係。 而在實在論者的觀點裡，犯罪的主因為相對剝奪感的存在。當社會地位較高等的人對於金錢權力時間較沒有限制時，相對剝奪感的產生使人感到受挫折而自動導致犯罪行為的出現。對於加害者，左派實在論認為是制度下的受害者，就是因為存在著不公平的社會制度，階級的差距使相對剝奪感的產生，迫使加害者（犯罪行為人）的出現。而藉由犯罪行為的出現，國家可以名正言順的擴張刑事司法系統勢力，並滲透至民眾社區，助長社會監控的合理化成長。這是一種變像的剝奪人民權利，也是左派實在論所不認同的。左派實在論主張要對社區防禦反對國家侵入，特別是警察與刑事司法系統，避免藉由政治聯盟、法律執行和大眾傳播媒體渲染犯罪率的提升，製造出社會被害的高濃度氣氛而讓國家公權力合理化的控制人民自由。 左派實在論認為對於犯罪的控制必須徹底處理犯罪原因的結構問題，而不是右派所認為哪種型態的犯罪現在最盛行就擬定特別策略對付之，實在論者認為這是治標不治本，好比現今社會毒品犯罪率極高，單擬定對付毒品之策略徹底嚴格實行，當毒品問題得到解決時，其他問題如竊盜、賭博、賣淫等社會問題還是存在反而會更興盛，這也是一種犯罪轉移，因此實在論認為對於犯罪問題需要擬定全面性的政策來改善社會，而不是一昧的擴張刑事司法系統的適用範圍及功能。 彭惠慈 心得（二） 當我們在看待犯罪事件時，第一直覺往往是「案件的加害人，對被害人造成了侵害」；這是最簡單、也最普遍的邏輯。但是，很少人會直接思考「加害人的立場」。而左派學者對於這方面的看法則是：「犯罪的加害人，實際上是整個社會制度的受害者」。 這個論點的根據在於，對於犯罪現象的觀察發現，特定種類犯罪的加害人，往往和屬於下階層之民眾以及次級文化有所相關。因此，有些左派學者便認為，社會的整體環境可說是影響犯罪的原因。但是，依筆者的想法，如果以武斷的態度來下定論的話，可能會導致邏輯上的危機。 一般而言，所謂的相關並不能證明兩者之間存在著因果關係；亦即，雖然社會的整體環境可以影響一地的犯罪態樣，但若因此便斷定犯罪成因是來自於環境影響的話，則顯得過於牽強。理由是，在討論社會和犯罪的關係時，除了社會整體本身之外，其他的中介變項也必需被列入討論；例如犯罪行為人本人的身心狀況、犯罪當下的心理狀態、以及加害人與被害人兩造之間的關係等等。簡言之，社會現象對犯罪的影響，並非百分之百直接的。 除此之外，本週的左派犯罪學講座還提到另一點：「監禁率和犯罪率並不呈現直線相關」。監獄的成立理由，原本是將犯罪和普通社會隔離，以保障一般市民的安全而生的產物；近代卻出現「獄內污染」的現象－亦即，在獄中的收容人因彼此接觸而造成互相學習犯罪手法，導致整體犯罪預防難度上昇的狀況。 基於監獄等犯罪控制工業的相關問題逐漸一一浮現，左派犯罪學家也提出了「刑事司法系統原本是為了減少犯罪而產生，卻變成了製造犯罪的幫兇」的說法－最後造成，監禁於監獄的人數雖然增加，但犯罪率卻沒有減少的怪異現象；進而出現了「刑事司法廢除理論」等等質疑刑事司法功能的言論。 接著，「標籤理論」被提及了。標籤理論原本是用於警惕「在處理兒童及少年事件時，所需注意的問題」之理論，包含不宜讓這個族群的行為人過早接受監獄收容等；但筆者認為，此處也可以用以解釋先前提及之「獄中污染」的現象，而且「年齡」在這個情境下的影響恐怕並不大。 本週提及的第三個重點在於，「相對剝奪感」。事實上，筆者認為，這種剝奪感是來自於個人對於「他人利益比自己多」所產生的心理不平衡感。人們會覺得，「為什麼別人可以得到的比我還多」，使得個體進一步出現犯罪心理。但是，就如同課堂中所提，「犯罪並不是特定族群的專利」。貧窮可能會導致犯罪，但是上層階級的民眾，仍有進行白領犯罪的可能。筆者認為，「有了很多，但還想要更多」可以是其中一種解釋；也就是另一種相對剝奪感的解釋法。 在本次講座之後，筆者更加地確定：對犯罪的解釋，並沒有一個完全確定的答案；必需在考量各種犯罪型態以及和人類行為相關的中介變項之後，再逐項的給予不同的答案。 邱鼎鈞 心得（三） 刑事司法制度傾向資本主義的一方，這樣是不適當的，刑事司法制度不正義最主要是因為系統內不平等的價值與酬賞，穩定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