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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基础、生态环境及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 　　摘 要：以黄淮海平原的487户粮食类家庭农场为例，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企业生态理论，探究不同层次因素对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的影响。研究表明：65.68%的成长差异由个体差异造成，34.32%则由省域差异所导致；个体层面的生产设备完善程度、贷款难易程度、农场主受教育程度和管理规章制度规范程度对其成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成员年均参与培训次数则在短期内产生负向影响；省域层面的扶持政策体系完善程度不仅会强化管理规章制度规范程度与其成长之间的正向关联，还与农业合作社提供社会化服务能力和技术获取渠道宽敞程度一起，共同??化了农场主受教育程度与其成长之间的正向关联、弱化了成员年均参与培训次数与其成长之间的负向关联 关键词：粮食类家庭农场；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生态理论；粗糙集；分层线性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2-0096-08 一、文献综述 家庭农场不仅具有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缩减城乡发展差距等多种功能，还在机械和科技成果应用、绿色发展、市场开拓等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是我国建设现代农业的骨干力量之一。但家庭农场在我国属于新的农业经营实践，其成长尚处在起步阶段，且很不平衡 国内外学者对家庭农场成长的影响因素及扶持政策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制度供给滞后是影响家庭农场成长的重要影响因素[1]，而农地制度是基础性制度环境，政策支持是坚强后盾，农业培育与培训制度是重要推进器，农业社会化服务是重要支撑[2]。让农民和科学家共同参与到创新过程，有助于推动家庭农场可持续性发展[3]。人力因素是影响家庭农场成长的根本原因，不能确定继承人的家庭农场会撤资或进入静态经营模式[4]。生态系统中服务、技术、市场、融资、自然、政策和文化环境对家庭农场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5]。近年来，农场规模的相对变化、与农场相关的沉没成本和农场多样化影响家庭农场主成长意愿[6]。此外，家庭农场间展开合作，能够实现共同发展[7] 各国应基于现实国情，制定家庭农场的扶持政策[8]。清晰的农业发展思路、适宜的土地制度、精准的政策扶持、强有力的科技支撑、稳定的法律生态环境以及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农业发达国家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9]。目前，我国家庭农场普遍面临着经营规模扩大难与水平提高难、信贷融资参险难、求助社会化服务难、扶持政策覆盖难等问题[10]，应改革农地产权制度、培育职业化农民、加快发展农村金融保险业、完善社会化服务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11] 可见，国内外学者围绕家庭农场成长的影响因素及扶持政策，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之处：第一，国外学者在家庭农场成长方面已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体系，但由于成长阶段、土地制度、农业补贴和社会化服务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国外的研究成果在我国的适用性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检验；第二，国内研究大多选取的是宏观视角，且以规范研究和定性分析为主，而基于微观视角，运用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等多种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成果相对阙如；第三，家庭农场的成长受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的双重制约，其影响因素不仅来自于家庭农场个体层面，还来自于区域层面，且这两个层面的因素往往存在着交互作用，但现有研究大多未讨论不同层次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和数据结构分层问题 粮稳天下安。粮食类家庭农场的成长是我国粮食安全的有力保障。有鉴于此，本文以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黄淮海平原的487户粮食类家庭农场为例，首先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企业生态理论，研究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的可能影响因素。其次，依据粗糙集理论进行属性约简，以删除冗余或不重要的可能影响因素。再次，把重要的可能影响因素引入分层线性模型，揭示个体层面变量和省域层面变量对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的结构性影响差异和交互作用，以便于厘清粮食类家庭农场的成长机制，为更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粮食类家庭农场扶持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二、理论基础与变量设置 家庭农场与农业企业相近[12]，其成长受到个体层面和省域层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因此，本文以资源基础理论和企业生态理论分别作为其个体层面与省域层面影响因素的理论基础 （一）资源基础理论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内部资源是企业长期增长的动力和源泉，物质资本资源、人力资本资源和组织资本资源是其具体体现[13]。此外，我国家庭农场要实现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离不开资金支持[14]。因此，粮食类家庭农场的资源基础由物质资本资源、人力资本资源、组织资本资源和金融资本资源构成 1.物质资本资源。物质资本资源是指家庭农场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实物资源，是其他资源发挥作用的基础。具体而言：第一，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发展的关键，家庭农场经营规模的适度将有利于实现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