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国家”与“先进国家”——关于大国崛起两重含义的辨析论文.docVIP

　　“强大国家”与“先进国家”——关于大国崛起两重含义的辨析论文 ..毕业 摘 要 大国崛起既可以理解为国际政治体系格局变动中的权力博弈,也可以理解为现代世界体系结构变化中进入中心区域的发展竞争。历史经验证明,片面追求“强大国家”目标可能陷入“安全困境”并阻碍社会的发展,而由先进的现代社会支撑的国家最有利于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并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 国家 社会 权力 发展 在“中国和平崛起”问题的讨论中,有两种视角:一是从现实的国际政治着眼,考察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对既有国际体系的影响及其互动,这方面的讨论是当前的热点,讨论的中心围绕着国家“权力”的博弈及其各种可能的形式、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及其变动趋势展开;二是从世界历史运动的较长时段着眼,考察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以发展的位差所构成的“世界体系”中心—边缘区域的结构性变化。显然,这两种视角的研究在落实到中国这样一个具体对象时,会发生重合。因为中国当前及今后的发展既表现为社会现代化层次的提升及其在世界体系结构中的角色变化,同时也表现为国力的强大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既有国际政治格局的冲击。但是,这两种研究还是有区别的,..毕业尤其在把握“大国崛起”的含义时,两者所关注的重点不同,因此而形成对何谓“崛起”的不同理解。 国际政治理论背景下讨论大国崛起,国家的力量及其行为是各种理论流派共同的出发点。在这种意义上,能够成为崛起的大国,首先就在于这个国家已经具备了冲击和挑战既有国际权力格局的强大实力,并且具有进入国际权力中枢的实际利益诉求或谋求霸权的扩张性愿望,至于通过何种途径和采取何种方式实现崛起的目标,则取决于国际权力格局重组过程中博弈双方的战略互动及实力较量。所谓大国兴衰的规律性和霸权转移的周期性,就是对上述意义的大国崛起以及同样意义的大国衰落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按照这种逻辑演绎的大国崛起,具有明显的相对性和历史性,因为构成“强大国家”的因素在动态的权力博弈条件下不可能长期稳定不变,权力的扩张达到一定的边际线,成本就会超过受益,于是,新一轮的权力交替就开始了。可见,以国家在国际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为标志的“大国崛起”,很难避免两种客观历史环境的困扰:其一,由于新兴大国的权力增加而导致既有霸权国的权力亏损所引发的冲突,即所谓“安全困境”;其二,即使在双方形成良性战略互动后避免了恶性冲突,崛起的大国要维持得到的权力也需要持续地强化对外部世界施加影响和加强控制的力量,从而导致霸权成本的不断上升,直至走向新的轮回。从历史的经验看,“安全困境”曾经是国际关系史上战争和冲突的主要原因,而权力意义上大国兴衰的周期律似乎还没有被突破的实证。所以,当我们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时,如果仅仅从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的权力地位着眼,那么很难从历史经验中看到成功的案例,相反,历史上那些因片面追求“强大国家”的目标而使社会发展遭受严重挫折的教训则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并由此拓展我们的思路,从世界历史运动的大视角深化对大国崛起含义的认识。 世界历史的结构性特征缘起于工业生产方式驱动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工业文明的现代社会从西欧发端,经历了500年的扩展,在20世纪基本实现了“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建构,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已经形成,以世界市场和全球性经济运动为基础的“世界体系”正在日益明显地发挥作为人类社会整体性结构的功能。“世界体系”的本质表现为发展的层次性和结构的整合性。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世界体系”的基础是“经济世界”,“经济世界”的“倾向性规律”是:体系内不同地区都朝着同一个中心点看齐,“受极点吸引的各地区组成一个具有多种严密结构的整体”,从中心到边缘,划分出若干发展程度不同的层次,中心区域与边缘、半边缘区域的“不平衡以及压差是整个经济结构赖以运转的保证”。因此,根据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世界经济体结构中的角色,能够判断其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和强度。显然,处于世界经济体中心的国家是强势的,在世界体系中居主导地位,而处于边缘的国家是弱势的,不得不受制于中心国家,即使这个国家拥有辽阔的国土或强大的军事力量,只要它不具备对世界经济的支配力,其国力在本质上仍然是弱小的。这就是说,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都不可能摆脱世界经济结构的制约。所谓发展的成功,从根本上看,并不取决于一时的权力博弈的结果,而是取决于在世界体系中位置的实质性变化,即是否进入结构的中心,否则,即便在某一阶段某些领域取得高速增长,某些显示外在国力的指标令人瞩目,只要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达不到中心区域的高度,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仍然处于受支配的边缘或半边缘地位。因此,对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起步较晚的国家而言,其“落后”不仅在于比较先进国家的相对实力差距,更主要体现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滞后上,而改变落后状态的努力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跨越社会转型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