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文学书写中的常态与先锋性论文.docVIP

　　“自我”文学书写中的常态与先锋性论文 .. 最近一段时间，先锋与常态成为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肇始于陈思和老师在《复旦学报》2005年第6期上发表的长文《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以及同年11月30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作的一次讲座（讲稿以《“五四”文学：在先锋性与大众化之间》为题发表于2006年3月8日的《中华读书报》），随后在学界引起热烈反响，《中华读书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都组织了专题讨论。2007年，陈思和老师又在《文艺争鸣》第3期上刊发长文《先锋与常态：现代文学史的两种基本形态》，较为详细地剖析了文学的先锋性与常态性及其辨证关系..，以此为基点重新梳理现代文学发展史，对现代文学上的某些焦点问题做出了精彩纷呈的诠释。在陈思和老师的上述文章中，多次提及创造社同人文学创作的先锋性，却未详细展开，对于创造社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先锋与常态的辨证关系问题也没有具体论及，本文试遵循陈思和老师的思路，以初期创造社同人“自我”文学书写的三种范式为例，将各自呈现出来的文学的常态与先锋的扭结及其演进历程做些梳理的工作。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自我的书写始终是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世纪文学的两端，文学的自我书写问题都曾承担起先锋探索的责任，而就20世纪初叶的自我文学书写及其相关探索而言，最具代表性的书写者便是初期创造社同人。初期创造社“自我”文学书写的代表人物分别是郭沫若、郁达夫和张资平。郭沫若被誉为“创造社之骨”、郁达夫为“创造社之皮”、张资平为“创造社之肉”，这一比喻除了点明他们在创造社运行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外，由他们三人的文学创作构建起来的初期创造社的文学面貌，亦正如“骨”、“皮”、“肉”的组合，各有不同而又有机地联结成一个整体，给当时文学界吹入了一些与前不同的新空气。简单地说，便是“自我”的文学书写。初期创造社同人文学创作在自我的建构和塑形上，既有精神之我，又有肉体之我；既有涵纳一切、气势恢弘的大我，亦有自轻自贱、卑微的小我……这一切有个共同的基点，即郁达夫所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1）最先接受西方现代思潮的知识分子们以文学的方式刻画他们心目中的现代人影像。在创造社同人们的文学创作中，自我的言说与自我形象的虚构既是作者本人的投影，同时也是一个理想的、超现实的人文设定。不论是以高昂大我的形式出现的启蒙者、反抗者的形象，还是以卑微小我的形式出现的控诉者、摈弃者形象，皆宣告着新我的诞生，孕育着新人文精神的萌芽。就此而言，郭沫若、郁达夫和张资平等初期创造社同人实是以他们各自独特的书写文本为现代自我主体的确立奠定了理论与创作基础，开辟出现代文学“自我”文学书写的三种范式，显露出石破天惊的鲜明的先锋性。正如陈翔鹤说的那样，“从日本吸收了西洋文学的质素，和接受了日本新文艺创造风气的创造社诸人，便抱着对现行的中国新文艺不满的心境，而回到中国来了。他们所标的‘旗帜’是‘创造’。而同时这‘创造’在创造社诸君的作品中，又是有意或无意地有着一同的色彩的。譬如说，我们从郭沫若先生的诗集《女神》，以及郁达夫先生的小说集《沉沦》中，都可以听见那种青春热情，和对旧社会，旧制度的反抗，以及自我觉醒后的苦恼烦闷的叫号。这一切不论有意或无意地，都系从西洋文学的‘浪漫主义’脱胎而出。而尤其在郭沫若先生的《少年维特的烦恼》、《鲁拜集》，拜伦，雪莱作品的翻译，以及郁达夫兄对于代表英国十九世纪末颓废派诸人‘黄面杂志’的珍重介绍，都可以看出这种反抗热情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倾向来。如果说‘五四’运动是剥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腐朽的外衣，‘文学研究会’是将西洋文学‘广泛’的介绍到中国来，给中国腐朽的旧文学一个强烈的打击和对比，那‘创造社’诸人的功绩，便是在对已经将旧的外形被剥脱得赤裸裸的，而且已经有着初步觉醒的中国青年们，教他们怎样地彻底‘自我解放’，怎样地反抗黑暗现实，怎样将自己心中所感觉到的苦闷，大无畏地叫了出来。”（2）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作家自身创作审美意识的流变，以及读者阅读期待视野的变化，创造社“自我”文学书写的三种范式先后不同程度地失去了曾经的先锋性，而在规避或进入文学常态的过程中，三种书写范式做出了不同的应对。 郭沫若文学创作与美学思想真正的“现代性”不在于率先提出或汲取了中国文学所不具备的美学因子，而在于当其他现代文学工作者纷纷寻求“文学的偏至”，把“新”作为“现代”首要因素追求的时候，他却能以“六经注我”的方式采撷古今中外文化，融会贯通，以海纳百川的气势呈现出兼容进取的真正现代意识，而这些又皆根源于郭沫若从泛神论的接纳中树立起了现代“自我”的主体形象，就像周扬说的那样：“同是一个歌唱自我的诗人，却迥异于当时一般作者，他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