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的感悟：把握民主与国情——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反思论文.docVIP

　　世纪的感悟：把握民主与国情——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反思论文 .freelocracy）与“赛先生”（science）一样，是十九世纪中叶起由西方传入我国的。 因为是“舶来品”，就往往会碰到一个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当20世纪曙光初露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与以康、梁为代表的改良派、保皇派之间展开了一场事关中国命运的大论战。焦点之一，正是：推行民主革命，建立共和政体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后者坚持认为，中国“民智未开”，不仅不具备“共和国民之资格”，甚至连实行君主立宪的条件也谈不上。因此只能寄希望于“开明君主”。而前者虽也承认国民素质存在某些不足，但认为，这些“不足”并不妨碍当时的中国通过革命实行民主共和，因为国民“有民权立宪能力”。……这里且不说论辩双方理论上的长长短短，且不说论辩结局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重大影响，需要指出的是，这场论战所涉及的“民主”与“国情”之关系问题，在20世纪的一百年中曾屡屡引发出不同人们的不同声音和不同举动，从而对中国实际的民主进程产生过正面的或负面的不同影响。这简直可以说构成了百年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世纪性现象。或许可以预料，进入21世纪后，“国情”与“民主”的关系问题还会继续引发人们的关注与思考，还会继续影响中国“走向民主”的实际进程。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正确地思考、认识与把握“国情”与“民主”这对关系，从而对中国民主进程产生正面的、积极的、良性的影响？按笔者所悟，历史已经启迪我们---对“民主”问题当作层次性分析，对“国情”问题应有多方位考察。两者结合起来，方能正确认识与把握“民主”与“国情”的关系。 首先，要不要“走向民主”？ 自有国家以来，世界上一直有人在求索整合政治社会的良善的组织形式。近世发现，民主并非能保证绝对不犯错误，但比起君主专制等其它形式来，肯定可以少犯错误，也容易发现错误、纠正错误。民主并非是十全十美的政治制度，但比起君主专制等制度来，肯定有其独特的优势，故适宜于现代的一般政治社会。可以说，民主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价值取向，一股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任何一个想要与世俱进、政治昌明的现代国家，都不能置身于民主大潮之外。就此而言，要“走向民主”，这首先是“世情”---世界情势，任何“国情”均不能成为回避或违背这一“世情”的理由。在要不要“走向民主”这一层面上，我们不应片面地强调国情的特殊性，而应当着重认清“世情”的普遍性，认清“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经济上落后要挨打，政治上落后也要挨打。百年历史已经见证，孙中山先生是明乎“世情”，顺乎潮流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深谙“世情”，与世俱进的。其实，即便曾崇尚“立宪君主”、“开明君主”的有些人，也没有（或没敢）全然否认未来中国是要走向民主的。这也是世界潮流使然。以“国情”为由，敢于对抗民主，逆潮流而行的顽固分子，在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当然也是有的，如袁世凯、张勋之类。结果呢？给中国“走向民主”造成了一些挫折。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只是那几个政治罪人则个个身败名裂。---历史昭示：世界潮流断不可违！中国总要“走向民主”！ 其次，有没有“走向民主”的条件？ 历史告诉我们，有些人尽管不否认中国要走向民主，但总认为他们所处的“当下中国”无法迈出“走向民主”的步伐。依据主要是：经济落后，国民的文化素养与民主意识低下。既然条件还没有具备或还不充分，那只能缓行民主。只能将民主推至多少年多少年以后的“未来”。这样的观点不仅出现于20世纪的上半叶，就是在八、九十年代也尚有一定的影响。应该肯定，此类观点具有某些合理性。它看到了发展民主需要国情条件，看到了制约中国走向民主的一些不利因素，看到了在中国推进民主发展的艰难性。正如有学者指出，上世纪初，梁启超在与革命派论战时所发表的某些言论中，也含有此种合理性。（2）这是毋庸讳言的。问题在于：第一，发展民主所需要的条件究竟应当怎样从理论上予以确定？采用划一的、标准化的定量方式，规定生产总值达到多少多少，国民文盲率降至百分之几，才能迈出民主的步伐，科学吗？还有，对于国民的民主意识程度又如何加以量化？这些是需要作进一步探索的。第二，与上述相关的是，如何估量一国的实际国情？如何判断一国有没有“走向民主”的条件？是根本没有，还是初步具备但尚不充分？是无法迈出民主步伐，还是可以迈出但不宜“急行军”？从一定意义上讲，革命派与改良派关于当时的中国能否“走向民主”的相反结论，正是出自于对国情条件的不同估量。历史表明，一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一定的民主意识程度，确实是发展民主政治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但影响民主的国情因素还不止于此。举例来说，时至上世纪初，绵延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专制政治在内外交困中陷入了制度性危机，为发动民主革命，推行民主共和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这也应视作当时中国国情中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