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西方文论的接受-现代性认同与反思论文.docVIP

　　中国对西方文论的接受:现代性认同与反思论文 一、对普遍性的追求 中国对现当代西方文论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①这时正是新批评在英国的兴盛时期，而中国对新批评的了解与英国新批评家瑞恰慈和燕卜逊有很大关系。瑞恰慈曾在清华大学任教(1929 -1931) ,推广他发明的“基础英语”( Basic English )，并教授比较文学等课程。而他的批评观念也随之传人中国。钱钟书在1930年代初就论及他的《文学批评原理》(1924 )，曹葆华在1937年译出了他的著作《科学与诗》。②燕卜逊在他的影响下也到北京大学(1937,1947一1952)和西南联大(1939)任教。现在北京大学英语系老一代的教授仍然记得他到北京颐和园游泳以及喝醉酒后睡在床下的情形。③自然，他的批评观念也随之传人中国。朱自清当时就曾用他的复义理论解读中国古诗。④ 除了瑞恰慈和燕卜逊两位新批评家外，当时中国对T. S，艾略特和弗洛伊德均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但这时对西方文论的介绍和研究远没有达到系统的水平。而到了1940年代末期以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典型理论成为文学理论的主流。典型论肇始于恩格斯致哈格纳斯的一封论巴尔扎克的信.freel )，却很少有人问津。这本伊格尔顿自己十分重视的小书至今没有一个中文译本，也很少有人加以引用。这里透露出中国读者和学者的兴趣和学术取向:我们对有关西方文论的知识性介绍、客观描述和概念解读有着浓厚兴趣。而像《批评的功用》那样侧重于探讨文学批评生成的社会原因以及它的意识形态性质和阶级性的著作，似乎并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这说明了中国读者已有自己的先人之见，对普遍性的方法论的兴趣超过了对具体社会背景和理论的特殊性的分析。 这种对普遍性的重视在1980年代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广泛兴趣中也得到体现。随着形式主义文论的广泛流行，对文学的审美性、文学性等概念的关注也日益加强。研究文本、研究文学的审美纬度成为一种时尚。似乎文学本身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对它本身的形式结构的分析可以超越时代和国界，也可以超越一切意识形态之争。 总之，在1980年代西方文论的介绍过程中，隐藏在客观描述解读和对文学的审美、形式关怀这些观念背后的是对普遍性的追求。人们热衷于理论的应用、文本的细读，对一切新的方法和观念兴奋不已，却忽视了理论产生的社会根源。而实际上，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 After Theory 2003 )一书已经告诉我们，西方文化理论的兴衰与1960年代的社会革命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具体的、特殊的社会运动的结果，而非普遍有效的真理或方法。⑨ 二、形式主义文论在中国:新批评与叙事学 1980年代对形式主义文论的1一泛兴趣不仅与中国学者对普遍性的追求有关，也与中国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不无关联。文革结束前，中国经历了长期政治批评，形式审美研究遭到排斥;改革开放以后，形式审美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思想的解放。经历了多年政治批评的中国学界欢迎客观性和科学性，为形式主义文评提供了理想的发展土壤。与此相对照，西方是在形式主义文论风行了数十年之后，1970年代以来才对政治文化批评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不少西方学者将注意力完全转向了文化意识形态分析，转向了文本外的社会历史环境，将作品视为一种政治现象，将文学批评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反对形式审美研究，认为这样的研究是为维护和加强统治意识服务的。可以说，中国和西方在这方面呈现出完全相反的走向。 因此，新批评于1970年代前后在西方儿乎已成过去式之时，在中国却饶有兴趣地进行。自赵毅衡一篇介绍新批评的长篇论文发表后，学界的兴趣持续不减。他于1986年又出版了专著《新批评》，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在英美文学研究领域，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方法成为学术规范，被广泛采用。对另外两本书的比较也许更能说明问题。韦勒克和沃伦在1940年代出版的《文学理论》一书在西方早已过时。应该说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就是取代它作为教科书地位的著作。然而《文学理论》中文译本在1984年出版以来，所获得的热烈反响非比寻常。这本书销量巨大，是与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导论》平起平坐的教科书。究其原因，就是《文学理论》一书对“文学的外部研究”和“文学的内部研究’，进行了明确区分。⑩韦勒克和沃伦的这一著名区分就是要把材料考据、思想分析、历史考察等传统社会学批评方法摈除于文本研究之外，使批评家更加注重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与审美结构。韦勒克和沃伦认为，对于批评家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即“为特定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符号结构”。a}0这种对内在批评的强调，迎合了文革后的中国学者对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兴趣。 跟新批评一样，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在中国学界很受欢迎，在过去20年里产生了较大影响。我们知道，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于20世纪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