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传记学——关于苏东坡立志报国与远离政治的心理传记分析.docVIP

选修课《历史名人的心理传记分析》期末论文 关于苏东坡立志报国与远离政治 的心理传记分析 学 院： 经 济 学 院 姓 名： 张 宇 班 级： X X X 学 号： X X X 所选课程： 历史名人的心理传记分析 联系电话： X X X 关于苏东坡立志报国与远离政治的心理传记分析 张 宇 关键词：苏轼 立志报国 远离政治 外调 本我 超我 诗人与政治 苏东坡，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一个影响了几个世纪文人骚客的文学奇才，一个毕生为国家忧虑，与老百姓交朋友的政治家。他是诗人与政治结合的典型代表，是一位值得我们充分发掘的伟大人物。 虽逝千年，其魂犹似醇香美酒香飘万里。诗人和政治，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一个可以在苏东坡身上迸发无限光芒的话题。我更愿意认同这样一点：苏东坡首先是位难得的好诗人，一位“元气淋漓富有生气”的诗人，其次才是一位政治家，而且是一位似乎并不得意的官场局外人。说他是官场人，并无疑义，因为他一生从仕，并不曾离开过官场。但又为何加个“局外人”呢？只因他的一生似乎与权谋机变的官场格格不入，甚至于他的为官行为和态度几乎背离正常的官场。 他的一生有无数的光环，却经历坎坷，命运多舛，当中也不乏很多令人费解的矛盾之处。其中就有这样一个让我不能理解的事情： 苏轼是个很爱国，很为国的政治家，但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在他一生中最有可能把握机会改变这个积贫积弱、奄奄一息的国家的时候，却如此“积极”的请求外调，离开权力中心，离开他一生的梦想？ 元丰九年（1086年），司马光去世后，朝中只剩下苏东坡一个人身居高位，而且那时高太后（英宗皇后）垂帘听政，对苏东坡十分器重。综合当时的情况，他还可以更进一步，跃居宰相之位，把握属于他的梦寐以求的改革大业的大好机会。然而，他没有抓住那个机会，但是没有抓住的原因，是他自己的放弃。虽然那时以朔党、洛党为首的反对势力动辄数十份的奏章弹劾他，虽然对手将他列为“蜀党”党首加以攻击陷害，更有甚者，有人借苏东坡在任主考官时出的考题有对仁宗、神宗犯大不敬之罪加以刁难，但是要知道在这种种被攻击陷害的背后是太后的充分信任。在那些群小不断弹劾他时，太后却总是将此类奏章置之高阁，甚至在哲宗元祐元年正月二十日，高太后敕令停止弹劾苏轼。然而在此期间，苏东坡却四上奏章请求外调，离开京都、离开朝廷、离开权力中心，离开自己的理想。这就留给我们一个关于他“立志报国”与“积极请求外调”的矛盾问题，也是我要探究的主要问题。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苏东坡立志报国与远离政治这一矛盾的原来面目： 少年时，苏轼就有“奋力有当世志”（《墓志铭》），他努力考察“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苏轼文集》卷四十八《上韩太尉书》）。这是苏轼立志报国以改变北宋当时积贫积弱状态的最初体现。 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二十一岁的苏轼进士及第，他的“无所藻饰”（《苏轼文集》卷四十九《谢梅龙图书》）的文风，一反当时“奇怪奇涩”的“太学体”（《宋史·欧阳修传》）的“浮剽”习气，得到当时文坛领袖且为知贡举的欧阳修的格外重视。这是苏轼文风上立志改革的具体体现，反对浮华、反对冗余，注重简洁、注重实用。初露头角的苏轼即以鲜明实际的文风凸显其诗体改革的想法。 从以后苏轼的人生来看，苏轼确实想用诗体革新、文风改革来推进政治等方面的改革。嘉祐六年，任职谏院，入三等。这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改革政治的言论、文章，在其中指出辽、夏“大忧未去”，朝廷“岁出金增数十百万以资强虏”。长此以往，“天下终不可为”。（《苏轼文集》卷八、卷九《策》。）这时它表露出对改革政风的一些想法和建议，也是其主要政治思想的萌芽阶段。 随后，从任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到复入史馆权开封府推官、通判杭州、知密州、徐州、湖州，再到“乌台诗案”，及其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的这段时间，苏东坡躬行实践，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政治经验和改革方法，可以说是苏东坡政治思想形成和逐渐成熟的阶段。他立志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来实践和证明自己报效国家的一些主张和思想，并十分希望将来有机会将这些经验融入到以后的治国方略中。 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初，宋神宗给了苏轼最后一道旨意，把苏东坡由谪居地黄州调到离京师较近的汝州（今临汝）。这显然是神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