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规制中的决策行为及其属性论文.docVIP

　　产业规制中的决策行为及其属性论文 .freelon)曾坚持认为应该将理性广义地界定为对问题的解决和批判的思考；萨帕斯(Patrick，Suppes)在讲解理性人时则明确指出他们必须是“根据良好的理智行事”。西蒙所说的“批判的思考”和萨帕斯所说的“理智的行事”，就是人对信息和环境等不确定因素进行的分类、整合、加工和处理。因此，人们面对事件的决策，只要经历了一定时间的思考，他们的认知能够依据信息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或者说人在知觉的基础上不断调适自己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的认知水平，那么他的选择行为便具有理性属性。与此相对应，我们对非理性决策属性可有以下推论：如果行为人在处理信息和环境等不确定性时没有对其进行分析、判断和处理，没有发挥自己的认知，也就是说，行为人的选择主要是依据直觉、经验、外部刺激等等，那么其选择行为便是非理性的。行为经济学代表人物卡尼曼(Kahne—man)等人的展望理论针对非理性选择所描述的确定性效应、框架依赖、锚定效应等范畴，正是对直觉、经验、外部刺激等影响行为人放弃思考和认知的理论解读。这是了解行为经济学的学者所熟悉的。 产业规制主体的决策属性在本质上与行为经济人没有区别。尽管政府规制的不同层级机构是由若干行为人组成的执行不同职能的群体，但在规制的立法、司法和规制的具体执行中，这些机构都必须对影响或决定规制立法、司法、执行的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进行搜集、加工、整合和处理；较之于单个行为人，只不过是行为主体多元化和过程多层次化罢了。由新古典经济学发展壮大而推动起来的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对规制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之一，是致使规制 理论局限或沿袭其理性框架来研究规制主体的决策属性，正像前文所点击到的那样，效用最大化贯穿于各种规制理论之中。其实，以效用最大化作为判别主体行为理性的必要条件，有着在现实中可以轻而易举找到反驳的事例。试想，一个科学家进行一项实验难道可以实验失败而否定这位科学家的理性行为吗?即便是在经济活动领域，难道可以某项投资不成功就否定厂商或个人在进行该投资时对信息和环境因素的分析研究而展开充分思考的理性决策属性吗?同样，难道可以规制政策失误导致社会福利损失就断言规制主体的行为不具有理性属性吗?显然，这个结论在人类的行为活动中不成立，在纯粹的经济活动领域也不成立。 规制主体的行为过程是一个受经济性和非经济性因素双重影响的过程。以政府规制机构的层级而言，影响立法机构行为的信息和环境因素与司法、执行机构不尽相同，决定司法或执行机构行为的信息和环境因素也不等同于立法机构。就厂商而论，影响或决定厂商规制需求的信息和环境因素也会因竞争性厂商和垄断性厂商而不同。因而在总体上，尽管作为规制供给者的政府和作为规制需求者的厂商都面临着对信息和环境因素的搜集、加工和处理，但他们必须进行理性思考这一点却是一致的。同时，由于这两大类主体在特定时空上面临不同的信息环境因素和不同的目标函数，他们在处理这些因素时也许进行了理性思考，也许是根据过去经验或他国经验进行决策，也许是依据权威理论而直接做出没有对信息环境因素进行加工处理的决策。因此，将规制主体的决策属性完全界定为理性而排除非理性的观点，将规制主体决策属性框定在以追求自身利益而排除其他动机之理性边界的观点，将规制主体行为的理性属性以效用最大化作为唯一理论解说的观点，都是不够全面的。 也许是规制问题的政策操作性强的特点，规制理论比较注重实际而不太关注主体的决策属性；也许是政府不同层级规制机构的目标函数都可以被抽象为效用最大化，当规制理论将理性选择作为政府和厂商的基本假设时，政策实施及其结果在规制理论中的重要性，就明显超过了研究主体行为及其属性的纯理论探讨的重要性。现实中的规制主体通常以理性决策为主、非理性决策为辅的，因而，规制理论用理性假设取代了对理性的刻画，即直接将实际行为基于理性的假设之上，这种规范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理论研究方法，在分析规制主体的具体行为时，尽管会经常碰到形形色色的夹带着非理性行为的挑战，但由于它符合行为理性有关目标和手段的一般分析范式，它总是可以把这些形形色色的主体规制行为描述为理性而不至于在理论上存在着明显的漏洞。 然而，要满足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性要求，准确界定规制主体的决策属性则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不符合现实的假设不利于理论的完善，更重要的在于，决策属性的界定直接关系到规制政策优劣对行为主体责任的追究问题。在现实中，我们对规制责任的追究通常停留在主体行为认真不认真、负责不负责的直观层次上，甚或以国内外环境等因素的变化来开脱规制主体的行为责任，这是极其不合理不科学的。事实上，以责任的追究而论，如果规制主体对影响或决定决策的信息和环境因素进行了搜集、加工和处理而形成了认知，即规制主体是理性决策，那么，以不可控的理由来开脱主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