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改革和新商业组织——中国和俄罗斯农业改革的一个比较论文.docVIP

　　产权改革和新商业组织——中国和俄罗斯农业改革的一个比较论文 .freelass production ）相连接。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民生产和农民交易，既没有能力从事大宗农产品如粮食、棉花和糖类的远程和大规模交易，也没有能力从事主要农业投入品的大规模供给。所有这些“大买卖”连同批发系统和长途运输系统，都控制在国家所有的“商业部门”手里。在改革过程中，国有的商业部门一方面开始具有盈利动机，另一方面又保留着以行政手段控制市场的权力。他们一身而二任：又是球员，又是裁判。于是出现了一个“盈利的官僚部门”或一个“官僚的商业部门”，这个特殊的组织控制着所有商业化的“大频道”。 在农产品市场的另一端，特别是在城市的食物市场上，消费者不能按照完全的市价购买农产品是因为他们的工资也并不按照市场的原则决定。没有国有企业的全面改革，不可能有一个自由的食品市场。不幸的是，中国的城市经济至今被未经彻底改革的国有部门所主导。政府不得不继续在城市补贴食物消费，虽然补贴的品种在改革后有所减少。政府一手应农民的要求而放松了对农业生产者价格的控制，一方面又应城市消费者的要求继续补贴食物，这导致了中央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 这样，中国试图深化农产品的价格和市场改革就面对一个两难问题：当政府试图缩减食物补贴开支时，城市居民、特别是国有部门的工人就“有理由”抱怨市场的食物价格水平太高了。这种抱怨在其他条件的配合下，例如在转型期的高通货膨胀的环境里，会成为社会政治紧张的一个根源。政府只好在农产品价格改革方面叫停，继续在某种程度上维持某些农产品种类的低价统购，直到农民作出“减少生产”的反弹，政府再重新提价或重新高喊改革。事实上，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宗农产品的市场化改革已经经过了数次“开放－重新控制－再放开”的周期。1993年以后，国家又垄断了区际粮食贸易、全部棉花收购和化肥农药供给。行政指令的力量在这几个领域里比以前大大加强。 在如此的“改革循环”中，最困难的事情是吸引投资在农民家庭小生产和城市大食品市场之间修建一些新的商业通道。尽管在这个领域里投资的潜在获利可能性极高，但对于投资者而言，关键的限制性因素是缺乏稳定的回报预期。相比较而言，小额投资和小组织在一个政策摇摆的环境中也许还可以有所作为，但大投资和大组织却不能不要求更稳定的政策环境。所以我们看到，跟随着地方自由集市和小商业组织在中国的恢复和活跃而来的，并不是资本积聚和规模扩展，而是商业组织结构与市场结构之间的一种不配合：“眼对眼、手对手”的小额农产品交易在任何地方都发展的过熟，但是既缺乏有效的“大家伙”，也缺乏远程的、大规模的和高级的农产品交易方式。后者的短缺，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大尺寸”市场的经济更为致命，因为它无法有效地节约通常会比小市场更为高昂的交易费用。 只有“盈利的官僚部门”在政策摇摆中感觉良好。他们永远不会输。当政府无论是因为通货膨胀还是因为财政补贴过多而试图控制农产品价格时，国有的商业部门是其唯一的“政策工具”。当然，各种“控制的收益”——从采用紧急手段管制市场的“权威”到享有财政为管制市场的支付——至少其中的大部分都归这个部门所有。在另一种情况下，当政府无论为了深化改革或为了减少城市食物补贴而开放市场时，“官僚的商业部门”的盈利又最为可观：他们可以凭借控制的“大频道”和雄厚的资本在一个扩张的市场里大发其财，而市场风险，比如说对供求形势的错误估计、过多的库存和不当的进出口决定等等，即使发生也可以向财政和消费者两头转移。谁也无法分清，这个部门的“利润”中哪一部分是基于其从事市场活动的能力，哪一部分是基于垄断性的、“代表全社会的”权力。“盈利的官僚部门”不言而喻地拥护半管制、半开放的市场，因为正是这种特别的市场向这个部门提供着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都提供不了的特别利益。在一个完全管制的经济中，“管制”没有市价，因为没人为买通管制者而付费；在一个充分开放的市场里，“管制”无价因为没有容其生存的制度空间。 有效的土地产权变革对农民生产行为全面的、持续的激励，离不开一场必要的商业革命。这是因为，离开了市场交易，界定产权本身并不能具有独立的经济意义。界定产权是为了市场交易，同时也只有在市场交易中，产权才能够真正得到清楚和明确的界定。产权束中的使用权，其经济意义是使用资源获得产出。如果使用者对其产品的交易没有决定权，他的使用权究竟还有多少意义？在农业改革这个例子上，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讲到底是离不开充分的产品的交易权的。离开产品的交易权，土地的使用权就只有在自给的范围内才有意义。比如改革的早期，我国农业高速增长的基础其实只是农民家庭（在上缴之余）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超过了这个限度，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就要靠产品的市场交易权来保障。但是，在农村小集市的发展达到这种交易形式的历史顶点之后，农产品的交易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