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全文).docVIP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普列汉诺夫 一 已故的卡勃利茨在七十年代后半期写了《理性与感情是进步的因素》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引用斯宾塞的言论，硬说在人类前进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情感，而理性只起着次要的并且完全是从属性的作用。有位“可敬的社会学家”反驳卡勃利茨时，对这种轻视理性的理论表示了含有讥嘲意味的惊异。这位“可敬的社会学家”为理性作辩护，当然是正确的。但他如果不涉及卡勃利茨所提出的那个问题的实质。而单只指明问题的这种提法本身如何不可以和不容许，那他就较正确多了。事实上，“因素”论本身就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它随便挑出社会生活中的几个方面来，将它们看着独立的实体，变成是从各个不同方面并以不同的功效引导社会人类走向进步的一种特殊力量。这个理论在卡勃利茨那里所具有的形式，尤其没有根据，因为他不是把社会人类活动的某些方面，而是把个人意识的不同的领域说成为社会学的特殊的实体。这真是绝顶的抽象；无法再前进一步，因为再进一步就会走进显然妄诞无稽的境界。这才是“可敬的社会学家”应该叫卡勃利茨及其读者们注意的地方、这位“可敬的社会学家”发现卡勃利茨因极力探寻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因素”而走进了怎样一种抽象的迷宫时，也许会在无意中对因素论本身做出一点批评吧。而这在当时对于我们大家都会是很有益处的。但他却没有胜任。原来他自己也是站在这一理论的观点上，他与卡勃利茨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他具有折衷主义的倾向，所以在他看来，一切“因素”都同样重要。后来，在他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的言论中，他的头脑中的折衷主义本性更是表现得特别明显，竟以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为了经济“因素”而牺牲其他一切“因素”，并根本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一种学说。这位“可敬的社会学家”连想都没有想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因素”论是毫不相干的。所以只有完全不能进行逻辑思维的人才会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替所谓无为主义作辩护的。不过，应该指出，这位“可敬的社会学家”的这种落空丝毫也不新奇；过去有，现在有，并且大概将来很长一个时期也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会这样落空的······ 当唯物主义者还没有制定出对自然和历史的辩证观的时候，早已就有人责备他们倾向于“无为主义”了。我们且不去追溯“往古”，只消提一提英国一位著名学者普利斯特列同普莱士进行的争论。普莱士在评论普利斯特列的学说时，硬说唯物主义取消了个人的任何独立性。当时普利斯特列曾援引日常经验来回答过他。他写道：“我不来讲我自己，虽然谁也不能说我是一切动物中最不活动最无生机的；但我要问问你：你在哪里找得到比必然论的继承者更富于追求最主要目标的思考力、积极性、力量和坚忍不拔精神的人呢？”普利斯特列说这话时，是指宗教民主派，即指当时所谓必然主义者基督教派而言。我们不知道这个教派是否真像属于该派的普利斯特列所认为的那样积极。但这点并不重要。毫无疑义，唯物主义对人类意志的看法是完全能与最坚毅的实际活动相容的。朗松说道，“所有一切向人类一直提出最大要求的学说，都在原则上认定意志没有力量，这些学说否认自由而使世界服从宿命论”。朗松认为凡属否认所谓意志自由的观点都会走到宿命论，这是不正确的；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看出一件极其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其实历史告诉我们，甚至宿命论也不仅不总是妨碍坚毅的实际行动，而且相反，在某些时代，宿命论还是这种行动的一种心理上的必要基础。例如在十七世纪的英国，清教徒比其他一切党派表现过更大的毅力，又如默罕默德信徒在很短一个时期内就征服了从印度起至西班牙止的广大地带。若认为我们只要一确信一系列的事变必然到来，我们就失去了促进或者阻挠这些事变到来的任何心理上的可能性，那就特错大错了、 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我自己的活动是否为必然事变链条中必要的一环。如果是的话，那我的犹豫就会更少，我的行动也就会更加坚决。这是毫不足怪的：当我们说某人认为自己的活动是必然事变链条中必要的一环的时候，那就是说缺乏意志自由在他看来是等于完全不能无所作为，这种缺乏意志自由反映在他的意识中就是认为不能不如他所做的那样去做。这便是可以用路德的名言“Hier stehe ich，ich kann nicht anders”[“我既站在这个地位上，也就不能不这样做”]来表示的一种心理，由于这种心理，人们就会表现出简直不可遏止的毅力，作出绝顶惊人的丰功伟业。哈姆雷特根本不懂得这种心理，所以他只能唉声叹气。因此，哈姆雷特也就始终不能容忍那种认为自由是被意识到了的必然性的哲学。费希特说的对：“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哲学”。 二 我国有些人听信了什塔姆列尔的意见，以为西欧有一种社会政治学说似乎含有不可解决的矛盾。我们所指的就是他的关于月蚀的例证。其实这一例证是再无聊没有了。在月蚀所必需的种种条件中，人的活动无论如何也不包括在内并且也不可能包括在内。单就这点来看，已可知道只有在疯人院里才能产生出一个促进月蚀的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