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体制,工作现实与血缘亲情——地方干部对农村宗族的多元立场与态度分析.docVIP

正式体制、工作现实与血缘亲情 ——地方干部对农村宗族的多元立场与态度分析* 肖唐镖 ? ? 本文第二、五部分发表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年第3期第111－115页，其他内容发表于《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5期第2-11页。??????????????????????????????????????????????????? ? 摘要 对待农村宗族，地方干部往往呈现复杂甚至矛盾态度。当面对的是一般性的宗族，他们往往将它看成比较负面的问题；而在与宗族发生现实的工作交往中，往往在负面化宗族的同时，却在工作中借助并利用它；如果面对的是“生我养我”的宗族，他们则往往会以多种方式参与、支持乃至组织它的活动。这就是地方干部对待宗族的体制性立场、现实性立场与亲情性立场。这种多元的矛盾立场，既显示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在解释中国乡村问题上的无力，更反映了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与社会现实和人性取向的偏差与背离。 关键词：宗族，地方干部，在外精英，多元立场 一、导言 自近代以来，农村宗族在国内主流意识形态中一直被视为负面的形象。在近些年农村基层民主与自治实践中，相当多的政府官员依然将宗族视为民主与自治的障碍。在他们眼里，农村宗族无疑是一种消极、落后乃至负面的社会组织。[①]不过，在农村调查中，笔者感受到的现象远为复杂、并值得深思：在对待当代农村宗族问题上，并非所有的政府官员均持如此看法；一些政府官员也并不是将一种观点贯彻到底，而是持有更为复杂甚至矛盾的心态。在有的场合，他们会“反对乃至要求严厉打击宗族”；但在有的场合，却有可能会利用宗族，有的甚至会支持、参与或组织宗族活动。 对上述现象的一些方面，学界已有关注。笔者在旧作中曾分析“干部参与或组织修谱或宗族械斗”的问题（肖唐镖、幸珍宁，1997），本课题组罗兴佐教授在研究其家乡——江西龙村时，也从“在外工作的人”影响村治和宗族的角度讨论了这种现象。他将这些人员概称为村治中的“第三种力量”[②]。不过，这里注意的只是一种单面向，即在外干部与家乡村、本宗族的关系。对这种单向性关系，高丙中（2000）、刘晓春（2003）等人在乡村人类学考察中也曾予以揭示，“一些地方上的人经过努力成为了‘国家的人’，可是他们现在积极把自己转变为‘地方上的人’，还要成为地方领袖、民间权威。”（高丙中，2000：335）冯尔康先生在新作中也指出，农村修谱人员的构成“基干应当是村组干部和老农，而领导成员往往是国家现职及离退休干部。”在偏僻的地方，在80年代及其以前，农村干部和农民是修谱的热心人，90年代以后情况有些变化，其他人员，特别是居住于城市的在职及退职的干部明显增多（冯尔康，2005：379）。 以上关注的是在外干部与家乡村、本宗族的关系。问题是：当政府官员面对非家乡村的宗族或抽象的宗族时，当干部以正式体制内的官员身份出现时，他们的态度与立场又会怎样呢？钱杭博士在1990年代初期对江西泰和农村宗族的调查中，曾注意到其中的部分情况。该县党政干部面对宗族的重建，似乎既豁达宽容，又不放任自流。一方面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同情，另一方面则提供了一个虽无明确条文、但划定了某些具有实际约束力的行为界限（钱杭，1995：30-41）。笔者也曾从不同侧面分析过此种现象，如讨论“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对宗族的四种不同态度”（肖唐镖，2000）。但这些研究只以描述为主，并未将这种多元现象加以整合、并作解释。遗憾的是，至今尚无学者注意到这种多元性现象，并在全面把握中解读之。本文试图进行这一工作，力图对上述矛盾现象进行整合性理解、并给予初步的理论概括。 分析地方干部对待农村宗族的态度与方式，可以有多重或多元的视角。比如，可以基于干部内在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取向，分析他们对待宗族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也可以基于干部的工作现实或行动之需要，分析他们对待宗族的灵活态度。前者，可称之为“价值理性”选择；后者，可称之为“工具理性”选择。两者都是从干部的立场而出发。此外，还可以从宗族及其活动本身的立场来分析，比如，对于不同的宗族（如自家或外家的宗族）和不同的宗族活动（如和平性活动或暴力性活动），干部的态度与方式也可能会有所不同。对于干部在这些不同视角下具体立场和态度、及其频率分布的比较分析和研究，需要有足够的实证资料方可进行。本文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便只得借助现有的资料着重讨论以下问题： 首先，检测地方官员与政府有关宗族的正式立场的距离。即将宗族问题抽象化，让地方官员表达自己的一般立场和看法，分析其与政府正式立场的关系。换言之，即检测官员们是否坚持按政府的、意识形态的或体制性的立场看待农村宗族。显然，这样的讨论尽管接近于有关干部价值取向的分析，但两者之间并不完成等同。 其次，从工作和现实需要出发，检测地方干部们的态度变化。即将宗族问题现实化，并以同宗族日常接触最为密切的乡镇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