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埃德：历史学的科学哲学之用.doc

劳埃德：历史学的科学哲学之用 在这篇短文中，我要根据自己近年来从事的比较史研究，探讨其对于科学哲学中的四个重要问题，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启发。 首先，在打着各种旗号的唯实论和形形色色的反唯实论、相对主义、社会建构主义之间，争论似乎是无止无休的。关于外在的现实，科学是不是大体上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解释？抑或是，科学只是研究那些科学共同体认定值得研究的东西——这些东西显然会因时间和科学共同体的不同而变化？ 其次，是关于真理本身的根本问题。判断是不是真理，我们是采用真理符合论（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呢，还是只满足于不矛盾原则？如果采用前者，那我们应如何想象我们找到那些真命题与之相符的对象时所借助的是什么途径呢？没有中介物看来是不可能的。但不矛盾原则看来又很不够：一组全是假的命题可以相互不矛盾，显然就是这种情况。 第三是关于不可公度的问题。如果一些基本术语的意义都不定，怎么能比较不同体系的信仰、宇宙论或范式呢？力、质量、重量等概念，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到牛顿、到爱因斯坦，其意义变化很大，这些就很能说明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与这些有关的、获得客观判断的困难性。面对历史学、哲学或科学中有关诠释的问题，我们除了使用自己的概念范畴、先有的观念和价值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们得到的不就是我们自己预设的吗？我们不是陷入了自设的诠释学怪圈吗？ 利用我所相信的那些可以借助对过去的研究而获得的东西，我希望朝着澄清和解决这四个问题的方向有所推进。我认为历史学可以为科学哲学起到这样的作用，尽管历史学本身当然也体现着哲学假设的影响。 不过首先我要列出引导我的研究的三个方法论原则。第一，我们的目标至少应该是，在历史研究中使用社会人类学家称之为“行动者”的范畴而不是“观察者”的范畴。上述第四个问题问的就是我们这样做究竟能走多远。不过我们的志向总是要恢复古代的视角，努力把握古代研究者本身是如何理解他们的研究的，弄清他们自己设定的目标以及他们衡量成败所采用的原则。 其次，我赞同这样一个看法，就是认为科学中不存在不含理论的观察，同样在科学史中不存在不含理论的描述。如此一来，我们在审视并阐明有关理论基础时就不得不格外小心。我们可以看到，理论负载程度有深有浅，对此我们可以也应该充分利用，尽管论到最低限度还是不存在零理论负载的陈述。 第三，在科学或在科学史中，我们不能指望最后确定的答案，所有的结论都要经历修正。不过话得说回来，有些结论，特别是科学上的结论，明显地要比另一些更可靠。 对于习惯于使用更加实证的方法论的人来说，以上三个原则为我们的研究所提供的基础看来是前景不妙。但在我看来，它们为研究提供的基础却是相当稳固。它们使我们能够推敲，在何种意义上说，某些现象对于古代不同领域中不同研究者来说是既相同又不同的。在科学、哲学、历史这些不同的智力活动中，我认为我们可以找到合适的检验和证明的标准。它们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修正的（原则3），但它们作为“临时裁决”是够用了，而且我们只能期望得到这样的裁决。对确定性、不可反驳性、不可修正性这种要求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一特定历史交接点它们的形成过程是偶然的，这就使我们不必拘泥于认为它们是一切可靠的研究的必要构成。 现在回到我开头提出的四个问题，我将按反序依次论述它们。第四个问题是客观性问题。比方说我们碰到了一些历史问题，我们怎么才能做到说明它们的时候不仅仅是在反映我们自己的先验信念？我们不能冒着扭曲对象的危险，把自己的概念框架强加于别人的思想之上。然而我们又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们自己的概念框架是我们唯一所拥有的。我不得不把希腊文或汉文译成英文。当然有时我们不翻译，而是音译。古希腊语中的logos，它涵盖言语、说明、理由以及更多的意义，是无法翻译的。汉文中的“气”、“阴”和“阳”也是如此。但我们不可能仅仅用古希腊文来翻译古希腊文。我们不得不放弃古文而用现代文，对于我来说就是使用英文，这就可能造成很多曲解。所以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然而，除了使用自己的概念框架之外别无他法，这话虽然不错，我们却也不应该因此而被误导——尽管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是很有可能被误导的。我们称之为概念框架的东西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我们通过从孩提时代就经历的复杂的教育和社会潜移默化的过程获得的，这包括我们学习进行科学研究和学习外语。我们过去碰到——现在还不断碰到——新的、不熟悉的思想，这对我们理解它们或多或少构成了挑战。我们可能一上来就理解不了。学习语言或学习数学，有些人就快些，有些人则慢些。但我的论点很简单，不管我们在学校里学的是什么数学，这个学习的过程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切身的事例，从中很容易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