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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唯物史观”到“选择史观” 摘要：欧洲人马克思提出的唯物史观无法阐明生产力 发展 的原因，概念和结构都存在着根本缺陷。美国人诺思建构了“理性选择原理”的框架，阐明了市场兴起对西欧 经济 增长的关键作用。俄国人柳比莫夫把满足高层次需要的活动纳入 社会 历史 框架，是“选择史观”的重要发展。本文利用“经济人选择原理”和地理条件，阐明了传统 中国 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并由此建构了“生物经济社会人选择史观”的逻辑框架。 关键词：地理条件理性选择多层需要逻辑框架 马克思在 研究 欧洲历史的过程中，提出了物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原动力的唯物史观，其基本原理可以归结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基本框架可以简单地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因果关系公式表示。 唯物史观的 科学 性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一百多年来，学者们 应用 唯物史观探讨历史 问题 ，也取得了不少成就。 但是生产力发展也应当是有原因的。唯物史观把生产力作为起点，逻辑上显然不够完善。生产力发展原因的问题决不是无足轻重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例如近代以来西欧何以兴起以及中国何以“落伍”的问题，应当说都与生产力发展原因的探讨有关。 一、从生产力要素入手探讨生产力发展原因进入死胡同 普列汉诺夫早就注重探讨生产力发展的原因问题，他认为不同地区社会发展进程的差异在于地理环境因素，他举例说，在没有金属的地方的居民，就不能发明优于石器的工具；行船的技术不可能在干旱的草原上发生。他得出结论说，人的发明创造能力，首先应当看成是“不变量”。不同地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差异，在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使人们不能在同等程度上使用自己的发明创造能力。 普列汉诺夫的见解是颇为深刻的。但仔细 分析 他的例证，可以看到它们都只是表明某种极端的地理条件能够“限制”或阻碍生产技术进步，这些例证并不能说明生产力发展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当然，只要能够真正搞清生产力发展的“阻力”或限制条件，也就能够阐明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缓慢或停滞的原因了。在几十年中，也确实有不少中国人按普列汉诺夫的指引，力图在中国的地理条件中寻找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因素。但是人们历来公认中国地大物博， 自然 条件和物质资源几乎无所不有，结果实在无法从地理条件中找到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因素。 既然“限制”因素难以找到，那么还是从正面探寻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吧。苏联人把生产力分解为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三要素，认为这三者中最能体现生产力状况的就是劳动工具了，劳动工具的改进显然最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劳动工具的改进必须有技术的积累和创新，只要阐明了技术创新的原因，生产力发展的原因也就彻底解决了。 人们大都以为技术创新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是偶然出现的。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在很大程度上就具有偶然性因素。但是偶然性原理显然无法说明，中国的生产技术何以在两千年多中几乎没有出现任何突破，而中世纪后期的西欧却出现了一系列技术创新和发明创造。 技术创新的原因问题，“唯物史观”一直没有解决，从生产力要素入手探讨生产力发展原因的努力走进了死胡同。 二、由“反作用原理”入手说明生产力发展原因导致混乱 有人想到，在唯物史观的基本框架中，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还存在反作用，于是力图由“反作用原理”解释西欧兴起和中国落伍。有人认为，中世纪西欧的领主—农奴关系，比中国的地主—农民关系（或者小农结构）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西欧和中国之所以形成两种不同的经济结构，是由于中国存在大一统王朝而西欧却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有的学者在探讨中国生产力长期难以发展的原因时，按照“反作用原理”将其归咎于小农结构这一“生产关系”方面的 内容 ，至于何以长期保持了小农结构，则认为是专制制度、重农抑商、儒家思想等“上层建筑”因素的阻碍。这样，就成为用意识形态、 政治 制度和社会结构来解释生产力状况，完全违反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这正好就是中国历史 理论 研究的处境。可以说直到现在，中国的历史科学研究仍然处于一片混乱状态。 三、美国人诺思用理性选择原理抓住了市场发展的关键 实际上早在30年前，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就为历史研究开辟了全新的道路。诺思原先也信奉唯物史观，但他后来放弃了唯物史观的框架，利用“经济人在特定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原理”，阐明了西欧经济增长的原因。 诺思阐明，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受利益的刺激去从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活动。西欧经济兴起的原始动力是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导致边远地区的开垦。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人口密度和天赋资源，导致不同的生产类型，这就使产品交换具有盈利，刺激了市场兴起，为利用市场扩张带来的盈利机会，人们创立了新的经济组织和制度，这些组织和制度又刺激人们去从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活动，最终导致了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