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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戏说乾隆”到“胡说雍正” 我并不认同“文革”时所谓“人民史观”以及那时对“帝王将相文艺”的左倾讨伐，但如果“帝王戏”越过了多元化的合理背景而畸形“繁荣”，恐怕也不那么正常。而且正如“文革”中从前期“横扫帝王将相”到后期大颂“法家帝王”一样，这二者常常是同出一根的。 今非昔比。但有趣的是从80年代起，在当时盛行“荆轲刺孔子”式的传统文化批判的同时，史学界与文艺界都一反民国以来对“满清”的贬斥，竞相掀起歌颂清代帝王的浪潮。从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以至多尔衮、孝庄文皇后，个个雄才大略，人人奋发有为，圣明君主之多开历朝未有之盛。这种全盘否定远古传统与极为美化近古帝王的二朝并存现象很耐人寻味。90年代后随着“文化热”的主流从“反传统”到“弘扬传统”的转变，“大清颂”的调子更越唱越高了，以至出现“满台大辫子”、“五个乾隆（或x个慈禧等等）闹荧屏”的景观。这里除了市场 经济 中娱乐文艺 自然 繁荣的成分外，为免罹文网而回避现实的遁世自娱式“说古”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源自港台的“戏说乾隆”式帝王剧在大陆出现了青胜于蓝的流行，也就不难理解了。 “戏说”式帝王剧明言为游戏之作，有的更以“不是 历史 ”、“纯属虚构”相标榜，供人消遣而已，谁也不会把它当成历史来解读。虽然这种“文化快餐”如果太滥，会引起“雅文化”方面的不满，尤其是如果它因免罹文网而繁荣，更会引起忧患意识对玩世遁世倾向的批评。但对这些作品本身人们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戏说”嘛，何必当真？ 但近来帝王剧出现了新景观，这就是号称“历史正剧”的《雍正王朝》，它以大投资、高档次、权威参与、台长制片、“大片”派头、“主旋律”驾驶、舆论宣传加上市场炒作，掀起了空前的“雍正热”。面对这个满口 现代 话语的“改革皇帝”、清朝“第三代领袖”的大红大紫，一些史学家乃至爱新觉罗后人纷纷作证说雍正的“政绩与人品”的确伟大，该剧从“大的氛围”、“历史事件”直到“器物层面”的细节都很“真实”云云。倒是据说改编所自的小说原作者二月河在意外惊喜之余还是委婉地表达他对这个“高大全”的雍正难以认同，对电视剧“把雍正塑造成无私无畏的，一点缺点也没有的人”颇有微词。 的确，电视剧中的雍正与二月河小说中的形象已判若两人，而与历史上的雍正更是相差万里。应当说这部片子在 艺术 上还是比较精彩的，要求创作的作品完全真实而不虚构更无必要。 问题 在该剧编导打着“历史正剧”的旗号，否认是在“戏说”雍正。而该剧也确实是按照极鲜明的价值取向来编排的，并非消闲性的“戏说”可比。然而该剧不仅远离历史的真实，而且这一远离所体现的取向更属落伍，它渲染的与其说是“改革”皇帝不如说是“文革”皇帝。无论就其“高大全”的创作手法还是就其影射史学的“法家帝王”模式而言，它都与“改革”无缘而与改革前的“文革”遗风相承。从“戏说”乾隆到“胡说”雍正，标志着近年来帝王剧景观的一个新 发展 ，而如果说遁世的“戏说”本无害，欺世的“胡说”就更无益了。予以辩正，诚属必要。 “胡说”之一：无私的“道德皇帝” 历史上的雍正政绩虽无剧中夸张的那样显赫，但应当说还是一个有为之君。传统史观因其残暴而抹杀其政绩的确不公，近年来史学界在这一点上是几成共视的。然而在专制的“家天下”，有为之君未必有德，本也不足为奇。即如唐太宗的杀兄诛弟、霸占弟媳、逼父夺位，武则天的连杀亲子乃至亲手掐死自己的女儿，明成祖的叔夺侄位、株连“十恶”，隋文帝的谋杀小外孙而篡其国，等等，本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之恶、专制极权具有“道德淘汰机制”，历史上九重之内的宫廷阴谋、厚黑者胜，都是不胜枚举的。今天的历史观没有必要把帝王的治国能力与其“得国之正”混为一谈。过去人们以雍正“得国不正”而漠视其治国之绩，如今的电视剧为张扬其治国之绩而把他的“得国”说的高尚无比，其实都是基于同一种陈腐观念。 当然更重要的不在于观念而在于事实。与历史上的其他“得国不正”者相比，雍正的特点在于他的“得国”不仅在后世常受谴责，而且在他在位时就顶着他的严刑峻法而“流言”四起。为了平息指责，雍正挖空心思写了《大义觉迷录》一书以自辩，我们今天看到的电视剧就是以这本奇书中的雍正自道为基础而进一步拔高的。根据这种说法，雍正本无心于大宝，只是目睹时艰，“为社稷百姓着想”，又受了父皇嘱其改革除弊之重托，才勉承大任，接受了康熙的传位，做了这“有国无家”、尝尽“人间万苦”的 社会 公仆。而他的政敌则个个阴险恶毒，以私害国害民，大搞鬼魅之伎，与他不仅有“改革”和“保守”的路线斗争，而且有善与恶、光明正大与阴谋诡计的人品较量。他们不顾雍正的宽宏大量，怙恶不悛，死不悔改，不仅在雍正继位前妄图篡国，而且在整个雍正年间都猖狂作乱，从煽动社会风潮、策划宫廷阴谋直到发动军事政变，为迫坏“新政”、谋害雍正而无所不用其极。而雍正在忍无可忍时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