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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秦桧归宋的讨论 　　 金人如何放秦桧归宋，若能留下详实的历史记录，反而应是怪事。诚如已故爱国历史学家刘子健先生早已指出，“一般印象总疑心秦桧是女真金人的奸细”，“这只是怀疑，并没有实证”。刘先生的思路是“从他的亲戚里去找，线索有了”。“秦家和他们的亲戚，有的帮宋高宗，有的帮刘豫，私下联系，两头活动”。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但史学家们一般还是认定秦桧就是奸细，例如被公认为是中国宋史界泰斗的已故的邓广铭先生，就在其《岳飞传》（增订本）第８０页中使用了“女真贵族阴遣汉奸秦桧归南宋”的标题。 近年来，对秦桧是奸细提出异议者，是何忠礼先生，他在《岳飞研究》第４辑《〈老学庵笔记〉中所见的秦桧》和《南宋史稿》第８１至８４页中，主要是以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为证，他说，“秦桧南归，事关重大，但人们对他所以能够南归的原因，且众说不一，从而成了历史的悬案。一种人以为秦桧自己设法逃归的；另一种人则认为是金人为从内部破坏南宋的抗金战争，故意将秦桧作为内奸纵归的”。“分析上面两种说法，我们认为，尽管秦桧南归后，坚持对金屈辱投降的路线，犯下了种种罪行，其所作所为，在人们看来，确实很像是一个金人打入南宋内部的奸细，但是平心而论，朱胜非在《秀水闲居录》中所说的话，是颇多疑问的”。“可是，与秦桧生于同一时代的朝士，且见多识广，力主抗战，对秦桧又极无好感的陆游，却作了与朱胜非截然相反的记载。应当特别指出的是，陆游撰《老学庵笔记》已是秦桧死后四十年以后的事，此时桧之冰山已倒，凶焰早息，揭露秦桧生前的种种罪行，已经无所顾虑，陆游更无必要为他讳护。故与《秀水闲居录》相比较，《老学庵笔记》和《中兴遗史》所载秦桧由金方逃归事，其可信程度确实要高一些”。今将《老学庵笔记》卷１载： “秦会之在山东，欲逃归，舟楫已具，独惧虏有告者，未敢决。适遇有相识稍厚者，以情告之。虏曰：何不告监军（完颜挞懒）？会之对以不敢，虏曰：不然，吾国人若一诺公，则身任其责，虽死不憾。若逃而归，虽欲贷，不敢矣。遂用其言，告监军，监军曰：中丞果欲归耶？吾契丹亦有逃归者，多更被疑，安知公归，南人以为忠也。公若果去，固不必顾我。会之谢曰：公若见诺，亦不必问某归后祸福也。监军遂许之。”《两宋史研究汇编·秦桧的亲友》第１４５页。 １ 首先，从年龄上说，陆游与秦桧虽仍是耳目相接，却不能算“同一时代的朝士”。何忠礼先生认为陆游“无必要”为秦桧“讳护”，是有道理的；但说“与《秀水闲居录》相比较，《老学庵笔记》和《中兴遗史》所载秦桧由金方逃归事，其可信程度确实要高一些”，就可以商榷。因为从时间上说，后两书出现较晚，决非两个作者亲历现场，了解秦桧归宋的底细，无非是得之道听途说。《老学庵笔记》的成书大约在秦桧死后三、四十年，时间相隔不近。如果稍为了解一点金史的话，依金太宗时的政制，就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在“东朝廷”的地位而论，他放一个秦桧归宋，绝对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根本无须承担多少政治责任。上引记载的对话，如“公若果去，固不必顾我”之类，就是不合情理的。这就多少反映了道听途说的不可信。 朱胜非与陆游不同，是与秦桧同时代的宰相，他与吕颐浩的私人关系不错，而与李纲、赵鼎、秦桧等人都有嫌隙，这些在《秀水闲居录》中所反映。但何忠礼先生说他“力主和议，政见本与秦桧一样”，却是不符起码的史实。朱胜非任相期间，最重要的政绩之一，是坚决主张并支持岳飞军克复襄汉。绍兴五年（公元１１３５），宋高宗依赵鼎的建议，命令前任宰执上奏，条陈对金政策。从《三朝北盟会编》所载的朱胜非奏看来，他的主张是与李纲、吕颐浩等人相似的，而与他们相对立的正是秦桧和汪伯彦。今摘引朱胜非上奏的一段最重要的话如下： “今内外劲兵无虑三十万众。兵既众矣，患无可作之气，今则勇气可作。气既作矣，患无可乘之机，今则机会可乘。不于此时，速谋进取，使既作之气复堕，当乘之机复失，以数年尝胆之勤，为一旦噬脐之悔，可胜惜哉！” 如果硬要将朱胜非归之于投降派，岂非是太冤枉了。何宗礼先生引用《秀水闲居录》，摘自《中兴小纪》卷９，其实，此段文字经清人修《四库全书》时篡改，如将“挞辣”改译为“达兰”，“虏”改为“金”之类。他另在注中说：“《会编》卷二二０所载略同。”这里涉及一个如何用较原始的记录和版本的常识性问题，即应当尽量避免使用《四库全书》。今存较原始的《秀水闲居录》有关摘录正见於《三朝北盟会编》卷２２０，因为此段文字未经清人篡改。然而何宗礼先生对此问题似乎并不在意，类似的情况在《南宋史稿》中并不罕见，这只怕有一个史学的基本素养问题。以下摘录《会编》原文，从秦桧拜相开始： “未几，桧果相。次年，植党以排吕颐浩，上乃悟，尽逐其徒，桧亦罢政。前一日，召当制学士綦崇礼，谕以桧二策，仍出其元奏云：以河北、河东人还金虏，以中原人还刘豫，如斯而已。令载之制词。至四年，虏使李永寿、王翊来聘，参见中华书局标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