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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纂修宜立足《清史稿》，着意体现时代感 我们认为当下组织力量纂修清史是值得的，必须精心组织，落实责任，保质保量地加以完成，做出一部既能与二十四史相衔接，又具有 时代 特色的《清史》。 一、前人对纪传体史及赵尔巽《清史稿》的认识和新修《清史》的可行性 每个时代都应该有体现自己时代的史学，每个时代文化的进步和 发展 也应该奠基于已有的文化积累和文化传统。对于二十四史，过去已有梁启超等作过 总结 。他揭示了四个病源：即1、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2、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3、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4、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由此只能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对读者而言，必然是难读，难别择，无感触。史学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史学的革命是当务之急。其实史学革命是每个时代史家都必须面对的课题。 具体说到《清史稿》，过去人们也已多有评论。柴德赓《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23——225页）说：“《清史稿》未被列入正史，因未经当时官府承认，又是初稿。赵尔巽曾在序言中说：盖此稿并非视为成书也。于是只仿王鸿绪《明史稿》例，称为《清史稿》。”作为编纂者，他就希望后人能对之有所改作，以成定稿。 不过，“此书所据的史料是极丰富的，有清代国史馆的国史底本，各朝实录、圣训、方略、会典、则例、方志、文集碑传和档案等等。《清实录》，蒋良骐《东华录》、王先谦《东华录》、朱寿朋《光绪东华录》以及《宣统政纪》等书为本纪的依据。《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清 文献 通考》以及刘锦藻的《清续文献通考》等书为志的根据。《清史列传》、《耆献类征》、《碑传集》、《续碑传集》以及各家文集等书为列传所本。而这些著作大都完整保存，可与《清史稿》互相参照。当然《清史稿》在其中最概括简略，是转手多次以后的资料。”应该说，如今我们可以利用的清史方面的新资料比过去更加丰富了，特别是 历史 观的转换本身就极大了拓宽了历史学的视野，我们还是应该把更多过去不为人们所重视的史料纳入新《清史》的史源范围内。这其中不仅应编辑整理国家、地方档案，而且应该把族谱、契约、碑铭乃至秧歌、谚语、歇后语和民间戏曲等纳入编辑整理和出版的范围内。关于清代会馆的许多文献和实物资料都大量散存于民间，也很有必要加以搜集整理。 柴先生说：“《清史稿》是学清史的人的基本 参考 书，但缺点很多。首先是修史诸人多系清朝遗老，复辟思想浓厚，坚持站在清统治者的立场上写书，对反清者极力诽谤谩骂，如辛亥革命前，革命志士吴樾炸出洋考察搞立宪骗局的五大臣，本是一个正义的革命行动，而卷二十四《德宗本纪》中却污蔑为匪徒捽掷炸弹。清朝遗臣亡于民国初年的传中只写甲子，不奉民国正朔，如卷四百七十二《劳乃宣传》：丁巳复辟，授法部尚书；同卷《沈曾植传》丁巳复辟，授学部尚书，事变后，卧病海上，壬戌冬卒。卷四百四十九《冯煦传》则说他辛亥革命时闻国变，痛哭失声，越十有五年，卒。”对于这些朝代变更所产生的判断歧义，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其次是夸美清朝统治，如卷一百二十《食货志序》中说：凡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又普免天下租税，至再至三，呜呼，古未有也。卷五百二十六《属国传》说：环列中土诸邦，悉为属国，版图式廓，边备积完，茫茫圣德，盖秦、汉以来未之有也。实在是无稽之谈。书中一方面于清朝皇帝无不颂扬，另一方面凡明代后裔及遗民举兵抗清的，均呼为贼寇。如《世祖本纪》顺治十八年，海寇郑成功逐荷兰人据之。这是把民族英雄郑成功污蔑为海寇。于太平天国起义则更是切齿痛恨，行文所及，非伪即匪，《洪秀全传》中以为 中国 危亡，实兆于此，真是本末倒置。对于帝国主义侵略头目戈登镇压太平天国极为夸奖，却不载其火烧圆明园的严重罪行。说到辛亥革命，记叙中谋乱，作乱，伏诛等贬词迭出，不绝于书。”如今我们已经冲破了极左思潮的束缚，相信作出客观评价的愿望是能够实现的。 “再次，在编纂体例方面，重复舛漏更不待言。史馆的工作在十四年间时修时停，有时无专人负责，组织松懈，各随己意为编写，况修史诸人未能细查实录，故而差谬时见。至于档案，充栋盈梁，更谈不上多看，所以此书历来不为人所重。以其 内容 论，志、表尚属有用。本纪简略，列传最下。”我们今天政通人和， 经济 基础稳固，克服上说 问题 自在情理之中。 《清史稿》有关内本、关外本之别，“关外本”是金梁携至沈阳改动的本子，有金梁的校勘记，增有康有为传、张勋传、张彪附传，金梁自署办理史稿校刻事宜总览衔头，其实金并非修史之人。“关外本”又改过一次，把张彪附传撤了，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关内本”则把康有为传、张勋传和金梁《校勘记》一并删去。此外，几种本子的其他内容也略有更动。今天我们可以综合二种本子，重新做出取舍。 总之，柴德赓《史籍举要》中提到《清史稿》志、表等价值较高，纪相对粗疏，传的质量最低。因而我们必须在增添新志、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