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政府查禁四川哥老会政策的出台与重申(1935-1948).doc

简论政府查禁四川哥老会政策的出台与重申(1935-1948) 　[摘要]政府查禁四川哥老会政策的出台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只是要求取缔哥老会不符合“新生活”运动的行为;进而要求解散哥老会本身;最后才制定系统的“条例”和“规程”,规定了不按要求解散哥老会的具体惩罚办法。由于实施效果欠佳,在国民政府要员的指示下,四川省政府又多次重申禁令,但仍旧无法根除哥老会。1943年2月,国民政府转为重点查禁党团员、公职人员、军警、教职员、学生等参加哥老会。这种从上到下的反复“指示——回应”的公文查禁模式,最终导致由与哥老会关系密切的人士来查禁哥老会,自然无效果可言。 　　[关键词]四川,哥老会,查禁政策 　　　　 　　尽管学术界对帮会组织已有不少研究,但对1935～1948年政府查禁四川哥老会的研究却十分薄弱。由于在各级政府查禁哥老会的众多“政策”中,有不少是秘密发布的,加之哥老会本属秘密社会组织,因而,相关的资料不易被发掘,导致既有的研究不免简略、粗疏。为此,笔者主要根据四川省档案馆和台北“国史馆”“党史会”所藏的原始档案材料,力图厘清政府查禁四川哥老会政策的出台与重申过程,以及查禁重点的变化情况,披露国民党中央机构、四川省政府以及其下的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揭示这种从上到下的“指示——回应”的公文查禁模式的局限,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资借鉴。 　　 　　一、查禁政策的出台:从“训令”到“条例”“规程” 　　 　　1935年3月5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训令各县政府查禁哥老会的公开聚会行为,这是省政府查禁哥老会的开始。该训令说明,国民政府推行的“新生活运动”是四川开始查禁哥老会的直接诱因。1935年2月,川政统一,四川省政府改组,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中央领导。当时,国民政府正大张旗鼓推行“新生活运动”,要求勤俭节约,而四川江津、巴县、綦江、南江等县哥老会首领以祝寿为名,“做大酒席,办迎宾会”,奢侈浪费,聚众赌博,扰乱治安……与新生活运动所提倡的生活方式极不符合。在中央的压力下,省政府下令禁止哥老会举办类似聚会。“本府秉命中央,更新改组。此后当一本新生活运动趣旨……严密禁止并责成地方首人一体随时查禁,自令禁后,倘再有类此事件发生,即由该府严行拿办,勿稍瞻徇……”这也说明,四川省并非一开始就全盘取缔哥老会的一切组织和行为,而只是禁止其公开举办不符合“新生活运动”的部分行为。 　　各县接到刘湘的训令后,按要求纷纷向省政府汇报收到训令日期及执行情况,从县政府的态度看,好像此训令能够得到顺利贯彻。实则不然,四川哥老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习惯,如为哥老会首领祝寿庆生、团年聚会等对外可以彰显哥老会的势力,对内可以加强联系,增强凝聚力,更主要的是可以为哥老会首领聚敛钱财,绝非一纸训令所能轻易取缔。训令发布之初,稍有收敛,“风声”一过,仍旧如初。有些地方,甚至根本不知禁令为何物。县政府普遍依靠县以下的区署、联保、保甲来调查了解哥老会的情况,由于这些机构和人员大多与哥老会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他们中的多数人本身就是哥老会成员,因而县府向省府的报告自然难觅实情。而地方对哥老会不满人士的控告却比较能真实地反映哥老会的活动情形,以及政府的查禁效果。 　　1935年11月14日,叙永县公民卢隽源呈文四川省政府,认为政府取缔哥老会违反“新生活运动”的行为没有收到多大实效。不仅如此,该呈文还全面否定了哥老会存在的合理性,认为该会违背天伦,将青年引入歧途,以至于杀人而不受惩罚,严重扰乱社会安定。卢隽源请求省政府“再行通令禁止,不似从前苟且因循”。此次,已经不限于禁止哥老会举办不符合“新生活运动”的行为,而是要求拿办哥老会首领,没收哥老会的经费,准许民众检举政府、社团、会首等包庇哥老会的行为。 　　初步查禁哥老会违背“新生活运动”的行为缺乏效果,基层社会人士的不断控告,加之“本年夏初,因各县灾荒奇重,又恐若辈藉端勾结,死灰重燃,扰乱地方治安”,促使省政府查禁哥老会的行为逐步升级。1936年4月23日,刘湘密电各行政督察专员,要求严厉“查明解散”哥老会: 　　查川省匪风猖獗,哥老会实为厉阶,前虽迭经查禁,迄未尽绝根株。近闻各县地方该会又复滋蔓,亟应密查严禁,免致贻患无穷,仰该专员奉电后,迅即转行兼辖各县,查明解散,勿得听其玩延。倘敢抗违,即予拿办,仍将遵办情形具报查考。 　　该密电明确要求“解散”哥老会的做法,比以前查禁哥老会违反“新生活运动”的行为更为严厉,但较之卢隽源所提出的处罚办法略轻。 　　按照要求,四川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纷纷回电省政府,汇报奉文日期及执行密令情况。从汇报的内容来看,除普遍表示已经转令所辖各县区认真查禁外,各专员公署还不同程度地表示他们查禁哥老会的行为已经收到了一定实效,这显然有出于向上级表示忠心以及展示政绩的考虑,难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