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doc

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介于 中国 历史 上两个重要王朝之间的“五代”，尽管有着相当明显的继承性与诸多共同特点，却远非一个板块式的整体单元，而是解构与重组的 时代 ，是饱含变更异动的时期。五代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的过渡性，它是一个破坏、杂糅与整合的时期。它自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局面脱胎发育而来，同时又为打破长期僵持之局面创造着条件；它是“礼崩乐坏”的时期，同时又是大规模整理旧制度、建设新局面的时期；它是上上下下空前分裂的时期，同时又是走向新层次统一的时期。当然，它在解决旧有 问题 的同时，也在内部外部产生了新的问题。众所周知，一些曾经困扰大唐帝国后期 政治 史、甚至对唐王朝的统治造成直接威胁的问题，诸如宦官专权、朋党之争、藩镇割据等，是在唐末五代急剧酷烈的动荡之中渐趋消释。与上述过程同时，半个多世纪之间，在统治阶层的构成、民族关系的整合、文武制衡的 发展 乃至人们的文化心理等方面，也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本文希望讨论的问题，是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过程。就笔者的理解而言，所谓“语境”问题，是指某一说法得以流行的现实情境，实际上涉及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涉及到时人的认识心理与解释角度。所谓“胡/汉”语境的“消解”，在历史上体现为一个并非与朝代兴亡同步的漫长过程。它一方面是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进程的 自然 结果；另一方面，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观念与认识的演变也是促成这种“消解”的重要因素。 　　　　一、五代时期的民族混溶 陈寅恪先生曾经精辟地指出：“种族及文化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1](P1)。这两个问题，既关系到唐代三百年统治阶级的族属与升降，关系到其创业垂统之根本政策，又 影响 着有唐一代的 社会 性质及其内忧外患等诸多问题。而李唐所提供的多民族交错互动的广阔舞台，一方面造就了盛世的辉煌，另一方面也曾带来阶段性的困扰。陈先生亦曾指出：“今试检新唐书之藩镇传，并取其他有关诸传之人其活动范围在河朔或河朔以外者以相 参考 ，则发见二点：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1](P28) 文中特别说到的河朔地区，即五代（尤其是后唐以来）立业之基盘。而就后唐以来上层统治者的“种族”与“文化”问题而言，似不难看出多民族日益混溶的特点。 以“汉化”或“胡化”笼统概括中唐以后民族混溶的过程，恐怕都会失之简单化。唐代“内附”少数民族的一些上层人物，通过联姻，使血统上不复纯粹，同时或被动或自觉地改易着自身的籍贯地望以至姓氏族属，甚至浪托汉人名门为其先祖，以示自己为华夏正宗传人（注：荣新江在《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一文中指出：“过去人们常常用汉化来笼统地解说安史乱后唐朝粟特胡人的转变，事实上并不那么简单，……因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史思明出身粟特，因此在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唐朝统辖地区有一种排斥胡化的思潮，从而对这里的粟特人心理和生存产生一定的影响，除了用改变姓氏、郡望等 方法 来主动使自己变胡为汉外，同时也有大量的粟特人迁徙到河北地区，在安史部将建立的藩镇里求得生存和发展。”见《暨南史学》第2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另外，这也反映出唐代中期以后社会上与谱牒无考并行的攀附习俗，反映出这些“蕃人”已经与汉族士人有着趋同的心理状态。 华北地区民族关系的整合过程是在空前混乱的政治局面之中自然交错地完成的。五代时期尽管有“沙陀三王朝”，但这一阶段重重叠叠的割据分裂，主要自政治原因引发，而不是由民族矛盾带来的社会冲突。沙陀族建立的后唐、后晋与后汉王朝，并未带来严重的种族歧视与压迫，反而历经摸爬滚打而促成了各民族的融汇。恰恰在这一时期之后，所谓蕃兵胡将问题，河北、河东地区的“胡化”问题，不再成为纳入士大夫视野的严重问题。活动在中原地区的沙陀、粟特以及回鹘、奚等民族成分，有许多就地融入了汉族社会。从历史发展长过程来看，这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育与进步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后唐的实际创立者、出自沙陀部落的李克用，唐末大顺年间曾经遣使向昭宗上表“讼冤”，并且责备皇帝说：“朝廷当阽危之时，则誉臣为韩彭伊吕；及既安之后，则骂臣为戎羯胡夷。”[2](卷258) 针对这番抱怨，傅乐成先生曾经指出：“此当时实况，非虚语也。”[3] 这一方面反映出晚唐朝廷对于外族的疑忌，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这些内附蕃人对于“戎羯胡夷”一类称谓的反感。陶岳《五代史补》卷二“徐寅摈弃”条说到李克用因被称为“一眼胡奴”而怒不可遏事，这固然与徐寅对其生理缺陷的讥讽有关，但所谓“胡奴”，无疑也是对于他的深痛刺伤。 后唐以“大唐”继承人的身份作为号召，反映出当时的决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