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历史缝隙谈苏轼《水调歌头#183;明月几时有》.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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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历史缝隙谈苏轼《水调歌头

透过历史缝隙谈苏轼《水调歌头#183;明月几时有》 透过历史缝隙谈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苏轼是北宋大文豪,在苏教版初中语文教科书中选入了诗文多篇。在实际的教学中,我们发现,面对这样一个丰富、独特、重要的文学家的作品,教师往往只依据教参所列的那少而偏颇的研究观点来进行教学活动。换言之,教师在教学生学苏轼的诗文时,一开始想的就是怎么教(似乎内容与观点早已固化),而不是教什么,这种现状是令人担忧、亟待改变的。基于此,笔者以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词为例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一、摆脱认识的窠臼   言及东坡,人必称豪放。严谨地讲,豪放只是词风,区别于婉约派等,如果要谈及,更多的要从纵向上去讲明。首先,苏轼并非彻头彻尾的豪放派,他是从密州任上才开始逐渐转变诗风的。其次,豪放并非就比婉约出色,只是在词风的转变上,苏轼是一个开创性的人物。此外,人们对苏轼创作的豪放词也不是众口称赞,要知道纪昀就曾批之伤率、伤慢、伤放、伤露。也就是说,教者在面对苏轼时,不能以仰望的低姿态去备课,并向学生传导,而必须以一个客观的研究者的姿态去了解、挖掘苏轼诗文的内涵,既要对苏轼有整体的了解,也要根据不同文本的时代、背景、意涵进行细致解读。   似乎很自然地,谈到苏轼的某篇名作,就要从政治上抑郁不得志方面去考量。某些诗文确有此流露,但是也有一些不确切,甚至无关的内容。这就要求教者必须熟知苏轼的生平,并能将该文本置于生平中,联系当时发生的社会事件、个人遭际等进行研究,这样才有可能得出相对准确的解读。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这句苏軾晚年著名的自嘲(或曰自评),常被教者引用,似乎从贬任黄州开始,苏轼便走上了政治抑郁不得志之路,所写诗文抒发抑郁愤懑之情岂非顺理成章?然而,我们梳理一下苏轼的为官历史,会发现从嘉祐六年(21岁)初入仕途到靖国元年(66岁)逝世这四十五年间,在朝和外任占三十多年,贬居时期只占十多年;这其中36-44岁(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这一外任期和44-49岁这一贬居黄州期是课内涉及到诗文较多的两个时期。[1]需要明确的是,上述这一外任是苏轼主动申请的结果,且所任之地都较为富庶或重要,所任之职都是有实权的地方长官(在杭州任通判,其他三地任知州);即便是黄州之后,苏轼仍旧有机会攀登到仕途的顶峰。元祐七年,苏轼知扬州,半年后奉召进京,进官端明殿大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其时苏辙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之一),实可谓荣极一时。因而只能说苏轼的仕途有坎坷之时,不能简便地说仕途坎坷。这样,我们再来看教参上的分析,就会发现一些错讹。教参言道:苏轼当时为密州太守,政治上很不得意[2],可知不确。   此外,我们在教授中学古诗词时,受意识形态和教参陈旧观点的影响,会不自觉地将积极乐观嵌套至文本中,似乎无论作者表露出怎样的伤感、超脱都是表面的,其深层必然是积极乐观的,实在不能自圆其说处,便斥其消极了事。这样一种观念将深深地影响学生的鉴赏思维和能力,当然也在持续地固化教者对文本的解读。   二、词人何所求   对于这首词的翻译,学界大体能达成一致,但最有争议的一句是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解:一是月下起舞,清影随人,清冷的月宫怎比得上人间;一是在月下起舞,欣赏着自己的影子,如此清静,哪里像人间那般吵闹?前者的理解倾向于苏轼是眷念人间的,后者的理解则倾向于苏轼是超脱俗世的。从前句看,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似是意谓苏轼对归去之地的畏惧和排斥。归去之地是天上宫阙吗?当然不是。那么既然小记中言兼怀子由,是否可将归去理解为回到家乡、回到亲人身边呢?可这样又与下句传达的诗意不合。   此处可以结合苏轼的生平来思考(在朝堂直言不讳,仕途遭遇坎坷)。可以想象,词人对世俗政治流露出了厌烦情绪,但终究不能舍得君王。据说宋神宗读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一句时,大为感动,说:苏轼终是爱君。当然,苏轼不只是爱君、爱亲人,而是爱整个人世间。[3]即便到从被贬之地黄州离开时,苏轼仍怀有积极入世的勇气和信心,他在《别黄州》一诗中写道:投老江湖终不失,来时莫遣故人非。(我总不会老死在江湖不被起用,未来的岁月好自为之,免得老友们非议。)[4]   我们知道,古代知识分子大体都有亲近天子的愿望,苏轼也不例外,何况他还有致君尧舜上的理想。我们完全有理由揣测此时在密州任上的苏轼心中是想念君王的,是想要重新回到朝廷任职的。但是回到朝廷,那种派系斗争的恐怖又是多么让人不安,多么消耗人的才情呢!所以高处不胜寒哪!简言之,在词的上阕,苏轼要表达的就是出世和入世的矛盾,当然这里的出世理解为远离朝廷更为贴切些。[5]   词前有小记,道: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首先抓住中秋二字向学生发问:这是一篇写于中秋的词作,中秋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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