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作为一种言语行为的语用学分析及语用效力的嬗变.docVIP

“赋”作为一种言语行为的语用学分析及“赋”的语用效力的嬗变 崔德全 （安康学院 中文系，陕西 安康 725000） 摘要 赋，不止是一种文学体制或表达方式，更是一种特殊的言语行为——目的行为。作为一种目的行为，“赋”经历了由“师箴瞍赋”到“赋诗言志”再到“作赋以讽”的转变，在此转变过程中，赋的语用效力也随之发生微妙的变化。 关键词 目的行为 赋诗以讽 外交赋诗 劝而不止 一直以来，人们要么把“赋”看作是一种文体，是诗的流裔或分支；要么将“赋”看作是一种不同于比兴的写作手法或表达技巧；或者有人干脆将两者结合起来，认为赋是用“敷陈”的技巧写出来的一种特殊文体。近人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上述路子进行的。诚然，上述研究都取得了令人难以企及的丰硕成果。然而这些研究却形成了一种遮蔽，它掩盖了“赋”作为一种言语行为的性质及功能。从本质上讲，不管是西周“师箴瞍赋”还是春秋“赋诗言志”亦或是汉代“作赋以讽”，赋，都不止是一种文学体制或表达技巧，更是一种特殊的言语行为——目的行为。作为目的行为，“赋”在经由“师箴瞍赋”到“赋诗言志”再到“作赋以讽”的转变过程中，其行为主体、场合及言说方式都在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其语用效力也随之发生微妙的变化。本文力图从语用学的角度透析“赋”作为一种目的行为及其语用效力转变的轨迹。 作为乐工赋“所献之诗”的讽谏行为 赋诗究竟起于何时，现在已难确知。然而引诗早在西周末年就有了。《国语·周语上》：周穆王将征伐犬戎，祭公谋父引《周颂·时迈》诗谏止之；又，厉王效荣夷公专利于天下，芮良夫亦曾引诗谏止而不得。赋诗在此时也存在了。《国语》为我们保存了赋诗行为存在于西周末年的有力证据。西周末年，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谤王，王得卫巫以监谤者。于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然而王的股肱大臣邵公却感到不安。他劝厉王应该听听国人的心声，听听卿士大夫的讽谏之语。他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师箴，瞍赋，矒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三国吴韦昭对这段话作了详细的注释：献诗，“献诗以风也”；箴，“箴刺王缺，以正得失也”；赋，赋“公卿列士所献诗也”；诵，“诵箴谏之语也”。尽管韦昭并没有明确指出盲人为何赋“公卿列士所献诗”，但根据邵工所言可以推知，显然是因为周朝乐工发现君王有过失，从而赋诗讽谏君王。这个故事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即乐工赋诗作为讽谏君王的重要途径或手段，似乎是一种制度或习俗，成为西周王朝的治国施政方略。对此，我们还可以作更进一步的推测：赋诗制度或习俗规定，西周王朝的乐工应不时赋“公卿列士所献诗”以讽谏，君王应该清楚并接受乐工的讽谏之意，从而改善国政，并保证整个国家的“事行而不悖”。可以想见，礼坏乐崩之前，赋诗与听诗双方都曾自觉遵守这个制度或习俗，从而有效发挥了“赋诗”的讽谏作用并实现了其最终的目的。然而，当西周末年礼坏乐崩，该制度或习俗便失去了它应有的约束力与效用，面对暴虐的周厉王，它再也不能保证听诗者为着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像往常一样循规蹈矩了。 春秋时期的赋诗行为 在春秋时期的赋诗行为中，所赋之诗包括古诗和己作之诗。郑玄云：“赋者，或造篇，或诵古。”春秋赋诗的核心是如何用“诗”，在何种场合用“诗”。故本文不欲对赋己作之诗行为多作解释，而集中探讨“诵古诗”之赋。即便是“诵古诗”，也有很多不同类型：最主要的是诸侯交接邻国时的外交赋诗行为，其他还包括臣下赋诗讽谏君上行为、君王赋诗劳来使臣行为，甚至还包括同寮间赋诗讽劝行为等。 诸侯交接邻国的外交赋诗行为 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根据《左传》记载，赋诗始于晋公子重耳赋《河水》，秦穆公答赋《六月》；终于定四年秦哀公赋《无衣》。然而外交赋诗的起止时段当长于此。始于重耳赋《河水》，“非前此无赋诗者，盖不足记也。终于定四年者，盖其时赋诗之风渐衰，后竟成绝响者。” 朱自清先生曾说：这种外交赋诗，言诸侯之志，一国之志，自然颂多而讽少，也有出乎酬酢的讽颂即表示态度之外的，但“赋诗究竟是酬酢的多”。然而如果从语用学的角度考察，将外交赋诗看作是一种以“诗”为手段的目的行为，我敢说，几乎所有的赋诗都有出乎酬酢之外的目的。就让我们看几个这样的例子。鲁襄八年，晋范宣子聘于鲁。公享之，宣子赋《摽有梅》，“寄意于望鲁及时出兵”以助晋讨郑，鲁“欢以承命”。鲁襄十六年冬，穆叔如晋聘，见中行献子，赋《圻父》；见范宣子，赋《鸿雁》之卒章，两次赋诗皆寄望于求晋护鲁，晋“敢不从执事以同恤社稷”？鲁襄二十六年“秋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齐国景子赋《蓼萧》，郑子产赋《缁衣》，二人皆意在游说晋侯放归卫侯，晋人故意误会其意。齐国子又赋《辔之柔矣》，意在劝晋侯当“宽政以安诸侯，若柔辔之驭刚马”；子产又赋《将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