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哲学的全球化与“世界文学”问题论文.docVIP

　　作为哲学的全球化与“世界文学”问题论文 .freelondial-isation）来表示“全球化”，尽管法文中也有“globalisation”一词。显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全球化”的驱动者是资产阶级，其内在驱动力是资本主义市场本身的欲望逻辑，因而从根本上说“全球化”就是一种主动的和单向的运动：以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史看，不存在来自于另一极的“全球化”运动，套用费正清的模式，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也存在有与另一极的交互作用的话，那么它只是“刺激—反应”，是主动的刺激与被动的反应之间的关系。“全球化”不是主体间性的交互全球化，而是主体对他者的全球化，是现代认识论的全球化，是强势力量的全球化。因此人们很有理由将当今的全球化理解为“西方化”，尤其是“美国化”，事实上如杰姆逊所言：“在美国与其它任何一个国家之间，不仅是与第三世界国家而且是与日本和那些欧洲国家之间，都存在着一种根本的不对称性关系。”②所谓“不对称性”就是交往过程中的单向性，即这种交往为单向性所主导，因而便不再能够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交往”；所谓“不对称性”暗示了全球化的现代性和它的帝国主义本质。我的意思是，现代性就是帝国主义，或者换言之，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帝国主义阶段。 杰姆逊注意到：“经济的文化化与文化的经济化经常被指认为如今众所周知的后现代性的特征之一。”③对于杰姆逊来说，“后现代性”是晚近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即是说，“后现代性”在历史上和本质上都应该归属于资本主义。因而，当他这里将经济的文化化与文化的经济化说成是后现代性的一个特征时，他所指示的仍旧是作为现代性的后现代性，是帝国主义阶段的现代性或资本主义。他是在现代性的框架内描述后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理解帝国主义。显然，这是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当代传人所必然采取的立场和视角。 通过“文化的经济化”，他所揭露的是“美国帝国主义”之内在的资本主义品性，文化产品的输出绝对不只是文化性的，它同时还是商业性的：“美国电影和电视向来就既属于经济基础，又一样地属于上层建筑；它们是经济学，也完全是文化，而且确实与农产品和武器一起，作为美国的主要经济出口产品，作为一个纯利润和收入的巨大来源。这就是我们为何不能将美国执意打破外国电影配额限制，视作一种北美文化怪癖，如偏嗜暴力或苹果派等，它毋宁是一种讲究实际的商业需要，一种形式上的经济需要，而不顾那浅薄无聊的文化内容。”④资本主义从来如此，它只承认商品和利润，文化产品在它之所以有意义完全是因为同其它产品一样也能够被转化为商品、被用来创造利润。根本上是反商品化的精神自由及其文化表现竟被一反其本性地商品化了!我们知道，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断言资本主义生产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资本主义为商品而生产，而精神生产则是为精神而生产，这就是它们“相敌对”之所在；精神生产一旦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它便不再是纯粹的精神生产，而成了一种商品生产。可以看出，杰姆逊的“文化的经济化”隶属于其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评战略。 如果说“文化的经济化”更多地带有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色彩，它说的是资本的彻底性，那么“经济的文化化”则揭示的是商品生产的当代特征：“商品生产现在是一种文化现象，你购买产品不仅因为它的直接使用价值，而且因为它的形象。……在这种意义上，经济变成了一个文化问题；……今天的物化也是一种美学化——商品现在也以‘审美的方式消费。”⑤虽然商品的形象化或审美化今天通常被视为“后现代”景观，如波德里亚等人所认为的那样，但应当说这种后现代性只是就图像本身的演变而言的，图像因其不再表达其以往所表达的意义而成为后现代性的，但表面上后现代的图像另一方面又是以商品为轴心的，它以无意义的拟像完成其有意义的商品消费，如我们在别处已经讲过的⑥，后现代图像服从于现代性的商品语法；它是塞壬的歌声，表面意义并不就是或者说有意掩盖其本真的意义。这就是杰姆逊何以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提并论，何以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锋芒穿过他所归纳的诸种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的根本性原因。 “经济的文化化”应当还包括另外一层含义，即是说，商品的美学化不仅灼烁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世界”，而且也必然地推移于其“世界经济”，其时附着于商品的审美的致幻剂就可能比对其内部的消费者发生更多的作用和意味。对于第三世界、对于被殖民化的一方来说，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同时就是另一方面的文化怀柔。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化传统、对“国民性”的反思和批判，内在地隐含着一个似乎无须证明的“文化决定论”，即先进的经济是由先进的文化造成的，因而先进的经济必就意味着先进的文化。对此文化决定论，我们当然可以非常理性地指出其不当之处，例如说文化只是经济的一个决定因素，而且是一外部的因素，它不能对经济承担完全的责任，但一定程度上它是有责任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