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牌拍卖的经济学分析Song.docVIP

上海私车牌照拍卖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自2000年1月起，上海实行国产车牌照额度无底价拍卖，成交价格呈不断波动上升趋势。2008年1月新拍卖规则出台后上海私车牌照拍卖又引起了广泛争论；本文从私车牌照管制的公共经济学基础入手，介绍了私车牌照管制的根本原因“外部性”及其暗含的经济杠杆解决方法；继而分析了车牌管制的直接效应和外溢政策效果；最后从两方面得出先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上海；车牌车牌；经济学分析 （引言）上海从1986年开始有了车牌拍卖，但真正意义上的上海市机动车牌照拍卖起始于1992年。牌照拍卖制度自开始以来，上海市一直是全国唯一且一直实施私车牌照拍卖的大型城市，社会各界对此看法颇多。自2000年1月起，上海实行国产车牌照额度无底价拍卖，成交价格基本上呈现锯齿状上升趋势。之后，2008年1月新出台的拍卖规则针对以往拍卖方式进行了重要的改动，主要是增设了“投标过程信息公开”和“有限制价格修改”两项新规则。虽然汽车牌照拍卖制度争议不断，但是，理论界和社会层面都对牌照拍卖制度的积极意义有所肯定。 一、 私车牌照管制的公共经济学基础 1.负外部性是私车出行问题的微观基础 公共经济学认为，外部性（Externality）是指在缺乏任何相关交易的情况下，一方行为所产生、而由另一方所承受的后果。根据外部性的施与和承受关系，以及市场主体的种类，可以将外部性细分为多种情形，常见的是由生产者施与、而消费者承受的类型。城市交通中的外部性，往往属于由消费者施与、同时由其他消费者承受的情形。 按照科斯的观点，外部性的产生是与产权无法确定或没有明确界定有关。传统上认为，道路是利用纳税人交纳的公共财政资金修建而成，作为公共产品，它的产权是公有的和不可分割的，它的使用是免费的。一般地，当存在负外部性时，由于个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市场机制总会导致公共产品被过多的生产。即公共经济学中描述的“公地悲剧”现象，如图1所示。 公有地是指具有竞争性但没有排他性的土地。公有地悲剧是指当一个人使用公有资源时，减少了其他人对这种资源的享用，由于负外部性，公有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而 MR=私车出行者的边际收益，SMC=实际的社会成本（交通拥堵、事故和污染），PMC=私车出行者在决策时所感知的私人成本（燃油、车辆折旧、通行费和时间成本），由于在公共产品的使用存在外部性，且私车出行者不用支付额外的费用，因此SMC＞PMC。根据MC=MR的原则，对整个社会而言能承受的私车保有量为SMC=MR的均衡值，即M 数量的私车，对私人部门而言愿意购买的私车量为PMC=MR的均衡值，即M1数量的私车，显然，M1＞M，即私人部门的私车需求量超过整个社会的道路承受能力。与正外部性具有一般需求函数特性不同，负外部性具有一般成本函数的特性，即随着施与者行为水平的增加而呈递增的趋势。因此“非理性”决策产生的过度出行，必然导致城市交通负外部性不断加剧。 同时，由于不存在一种市场机制，将私车出行的外部、间接、长期的社会成本自动转移到个体出行决策中（内部化），因此需要政府借助公权力，从市场外部对私人车辆拥有和个体出行行为进行干预。这就为政府管制交通负外部性提供了必要的理由。 2.私车需求的增长是负外部性加剧的宏观根源 除了微观上个体出行存在着非合意决策，从宏观上看，城市交通负外部性的产生和所带来的一系列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还与小汽车需求的快速增长相关。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探讨其产生原因。首先从时间维度来看，随着经济发展，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对私人出行工具的需求随之增加，具体表现为小汽车拥有率不断提高，以及居民出行模式也逐步向小汽车转变。其次从空间维度来看，城市化一定程度上引发了都市蔓延，同时住房市场化和居住条件的改善，居民选择居住在离城市中心更远的地方，出行距离加长使得人们依赖于小汽车方式。此外，城市持续扩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公共交通供给不足，也导致了交通拥挤和对小汽车的依赖。 总的来说，过剩的小汽车需求的后果是交通拥挤、事故、尾气排放等一系列直接的负外部性问题，进而带来更高的能源消耗、经济发展瓶颈、社会公平、气候变暖等许多局部和全球性症候。 3.公共经济学暗含的解决方法 道路拥挤的最根本原因来自“负外部性”，公共经济学对于负外部性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将其“内部化”，通常归于三类：（1）政府的直接管制；（2）运用经济手段；（3）道德准则的约束。 在道路出行问题上，政府的直接管制手段例如北京的“单双号限行政策”，道德准则约束如“世界无车日”的号召。相对于前两者，运用经济手段通常被认为更有效率。运用经济手段常见有：运用庇古税及运用科斯定理。 庇古认为，外部性产生的原因是市场失败，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外部性问题，所以他认为必须引入外力，即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干预解决。所谓政府的干预方法就